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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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意见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意见
国发〔2006〕3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是设立在县乡两级为农民提供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林业、农业机械、水利等科研成果和实用技术服务的组织，是实施科教兴农战略的重要载体。长期以来，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在推广先进适用农业新技术和新品种、防治动植物病虫害、搞好农田水利建设、提高农民素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体制不顺、机制不活、队伍不稳、保障不足等问题亟须解决。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发〔2005〕1号）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号）精神，现就深化改革，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提出以下意见:
一、改革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围绕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在深化改革中增活力，在创新机制中求发展。按照强化公益性职能、放活经营性服务的要求，加大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力度，合理布局国家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有效发挥其主导和带动作用。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农业技术推广活动，为农业农村经济全面发展提供有效服务和技术支撑。
（二）基本原则。坚持精干高效，科学设置机构，优化队伍结构，合理配置农业技术推广资源；坚持政府主导，支持多元化发展，有效履行政府公益性职能，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鼓励地方进行探索和实践；坚持统筹兼顾，与县乡机构改革相衔接，处理好改革和稳定的关系。
（三）总体目标。着眼于新阶段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明确职能、理顺体制、优化布局、精简人员、充实一线、创新机制等一系列改革，逐步构建起以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为主导，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农业科研、教育等单位和涉农企业广泛参与，分工协作、服务到位、充满活力的多元化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二、推进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改革
（四）明确公益性职能。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承担的公益性职能主要是：关键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农作物和林木病虫害、动物疫病及农业灾害的监测、预报、防治和处置，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安全检测、监测和强制性检验，农业资源、森林资源、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投入品使用监测，水资源管理和防汛抗旱技术服务，农业公共信息和培训教育服务等。
（五）合理设置机构。按照科学合理、集中力量的原则，对县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实行综合设置。各地可以根据县域农业特色、森林资源、水系、水利设施分布和政府财力情况，因地制宜设置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可以选择在乡镇范围内进行整合的基础上综合设置、由县级向乡镇派出或跨乡镇设置区域站等设置方式，也可以由县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向乡镇派出农业技术人员。畜牧兽医机构按照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合理设置。农村经营管理系统不再列入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农村集体资产财务管理等行政管理职能列入政府职责，确保履行好职能。
（六）理顺管理体制。根据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特点，建立健全有利于充分发挥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作用的管理体制。县级以上各级农业、林业、水利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管理和指导。县级派出到乡镇或按区域设置机构的人员和业务经费由县级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其人员的调配、考评和晋升，要充分听取所服务区域乡镇政府的意见。以乡镇政府管理为主的公益性推广机构，其人员的调配、考评和晋升，要充分听取县级业务主管部门的意见；上级业务主管部门要加强指导和服务。
（七）科学核定编制。根据职能和任务，合理确定基层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人员编制，保证公益性职能的履行。县乡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所需编制由各县结合实际确定，按程序审批。应确保在一线工作的农业技术人员不低于全县农业技术人员总编制的2/3，专业农业技术人员占总编制的比例不低于80%，并注意保持各种专业人员之间的合理比例。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人员编制不得与经营性服务人员混岗混编。
（八）创新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用人机制，实行人员聘用制度，实现由固定用人向合同用人、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取公开招聘、竞聘上岗、择优聘用的方式，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专业技术人员进入推广队伍，人员的进、管、出要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和人事管理权限办理。完善考评制度，将农业技术人员的工作量和进村入户推广技术的实绩作为主要考核指标，将农民群众对农业技术人员的评价作为重要考核内容。改革分配制度，将农业技术人员的收入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挂钩，落实对县以下农业技术人员的工资待遇倾斜政策。切实搞好农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和继续教育，完善农业技术人员技术职务评聘制度，不断提高农业技术推广队伍的整体素质。
三、促进农业技术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
（九）放活经营性服务。积极稳妥地将国家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中承担的农资供应、动物疾病诊疗以及产后加工、营销等服务分离出来，按市场化方式运作。鼓励其他经济实体依法进入农业技术服务行业和领域，采取独资、合资、合作、项目融资等方式，参与基层经营性推广服务实体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积极探索公益性农业技术服务的多种实现形式，对各类经营性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实体参与公益性推广，可以采取政府订购服务的方式。
（十）培育多元化服务组织。积极支持农业科研单位、教育机构、涉农企业、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民用水合作组织、中介组织等参与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推广形式要多样化，积极探索科技大集、科技示范场、技物结合的连锁经营、多种形式的技术承包等推广形式。推广内容要全程化，既要搞好产前信息服务、技术培训、农资供应，又要搞好产中技术指导和产后加工、营销服务，通过服务领域的延伸，推进农业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要规范推广行为，制定和完善农业技术推广的法律法规，加强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的管理，规范各类经营性服务组织的行为，建立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信用制度，完善信用自律机制。
四、加大对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支持力度
（十一）保证供给履行公益性职能所需资金。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对基层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财政投入。地方各级财政对公益性推广机构履行职能所需经费要给予保证，并纳入财政预算。其中，对乡镇林业工作站承担的森林资源管护、林政执法等公益性职能所需经费也要纳入地方财政预算。中央财政对重大农业技术项目推广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推广工作给予适当补助。各地要统筹规划，在整合现有资产设施的基础上，按照填平补齐的原则，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条件。
（十二）完善改革的配套措施。要用改革的思路和办法，解决建立新型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中遇到的问题。对重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等项目可实行招投标制，鼓励各类农业技术推广组织、人员和有关企业公平参与投标。鼓励农业技术人员自主创业。对他们创建经营性技术服务实体，可以优惠使用原乡镇推广机构闲置的经营场地，并享受现行政策规定的有关税收优惠。
（十三）妥善分流和安置富余人员。对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中分流的农业技术人员，要积极稳妥地做好分流和安置工作。在鼓励和支持富余人员自主创业的同时，要积极探索多种分流和安置渠道，帮助他们重新就业。凡与原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建立聘用合同、劳动合同关系的，要依法做好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等工作，符合条件的要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并纳入当地社会保障体系，及时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等手续，做好各项社会保险的衔接工作。
五、切实加强对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工作的领导
（十四）切实加强领导，搞好协调配合。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事关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全局，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把这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政府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及时研究解决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各有关部门要统一思想，明确分工，做好机构编制、人员安置、财政保障、基建投入、科技项目支持等工作。
（十五）认真制订方案，精心组织实施。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改革的指导，具体由农业部会同水利、林业、编制、人事、发展改革、财政、税务、科技、劳动保障等部门负责。各级财政要对改革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推进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工作方案，指导县（市）制订改革实施方案。各县（市）的实施方案要报省级人民政府审批，省级工作方案报国务院备案。各地要在2006年底前完成方案的制订和准备工作，2007年初开始组织实施。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改革重点环节的组织指导，做好动员部署、竞聘上岗、分流人员、检查验收、巩固提高等工作。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应在2007年底前基本完成。
（十六）坚持以人为本，确保改革顺利进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引导广大农业技术人员充分认识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一步发扬心系农民、献身农业、服务农村的优良传统，主动投身改革，找准新的定位，争取更大作为。要切实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和进度，协调好各方面利益，调动好各方面积极性，确保改革顺利进行。
国务院
二○○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洛阳市除四害管理办法
河南省洛阳市人民政府
洛阳市除四害管理办法
（2004年7月2日洛阳市人民政府第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04年8月15日洛阳市人民政府令第69号公布 自2004年8月15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做好消灭老鼠、苍蝇、蚊子、蟑螂（以下简称除四害）工作，预防和控制疾病的传播，保障公民身体健康，改善工作、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根据《河南省爱国卫生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所有单位和个人，均有除四害的义务。
第三条 除四害工作应当按照“群众动手，以块为主，条块结合，单位负责，科学治理”和“谁有害谁消除，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组织做好消杀工作，并做到经常化、制度化，确保除四害工作达到国家规定标准。
第四条 市、县（市、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爱卫会）在本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负责组织协调、宣传发动、监督管理除四害工作；爱卫会办公室具体负责除四害的宣传教育、效果评定和消杀队伍的监督、考核、协调工作。
市、县（市、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防疫站）具体负责除四害的调查研究、技术指导、业务培训、密度监测工作。
第五条 市、县（市、区）爱卫会成员单位应当认真履行各自职责，做好本系统本单位的除四害工作，并大力宣传爱国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动员群众参与除四害工作。
第六条 按国家有关规定设立的除四害服务机构，应当接受卫生防疫机构的业务指导，并向所在县（市、区）爱卫会办公室备案。
第七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将除四害工作纳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管理的内容，对除四害防治设施不完善、四害密度超过国家标准的，限期整改后方可以发放卫生许可证。
第八条 单位应当建立健全除四害工作的规章制度，其上级主管部门应当对其除四害工作进行监督。
第九条 除四害工作应当坚持预防为主、化学防治、物理防治相结合的原则，按照下列要求进行：
（一）每年春、秋两季开展全方位的除四害活动；
（二）环境防治。充分发动群众，大搞室内外卫生，彻底清除垃圾，治理四害孳生场所，破坏媒介生物的取食、繁殖和隐藏条件，清除鼠洞、鼠咬痕、鼠粪等鼠迹，粮油、食品、饮食服务等特殊行业要完善防治四害的设施；
（三）物理防治。可用鼠笼鼠夹等器械以及粘、诱、捕、打、烫等方法捕杀四害；
（四）化学防治。用国家规定的杀虫（灭鼠）药剂通过滞留喷洒、胃毒杀、触杀等方式杀灭害虫；
（五）统一组织、统一购置药饵、统一投药时间，保证投药的饱和率、覆盖率、到位率，并符合规范要求。
第十条 除四害工作按照下列分工进行：
（一）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由生产经营者负责；
（二）河道由河道管理部门负责；
（三）公共厕所（贮粪池）、垃圾填埋场、中转站及垃圾桶（箱）、公共绿地按隶属关系由环卫、园林部门负责；
（四）楼群垃圾桶（箱）、垃圾通道由产权或者物业管理单位负责；
（五）窨井（缸）、下水道按隶属关系由市政部门或者产权单位负责；
（六）农村粪池、粪缸、水塘、沟渠及农村生产用有机垃圾，由当地村委会负责；
（七）集贸市场由市场主办单位负责；
（八）公共场所、旅游景点、单位内部按隶属关系由市容、文物、旅游等部门以及各单位自行负责；
（九）居民住户由居民本人负责；
（十）其他场所按隶属关系由产权单位或者管理部门负责。
第十一条 严禁使用国家规定的违禁消杀药品。使用的消杀药品、药械，必须有主管部门的批准文号、商标、使用说明书、厂名以及厂址等。灭鼠药必须有警戒色和有毒标志。
第十二条 爱国卫生监督员应当加强对本办法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辖区各单位开展除四害工作。
第十三条 对在除四害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或者爱卫会给予表彰、奖励。
第十四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县（市、区）爱卫会根据情节给予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改正；对限期改正仍未达到规定标准的，按下列规定予以罚款：
（一）除四害工作规章制度不健全的，处以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二）除四害工作未达到规定标准的，对单位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50元以下罚款；
（三）食品生产经营场所的四害密度超过控制标准或者食品原料、半成品、成品中混有四害及其排泻物的，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法律、法规另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五条 拒绝、阻碍爱国卫生监督员依法进行监督检查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4年8月15日起施行。
[摘要]在“汽车时代”，醉驾、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即使尚未造成任何实害结果，但其潜在的风险也超出了社会容忍的边界，需要刑法适时介入和干预。鉴于现行刑法罪名体系难以妥当地“吸纳”这类行为，同时也为了培植民众良好的交通伦理，《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它是社会感受的一种理性表达，很有必要，值得肯定，但是与此同时，危险驾驶罪在法定刑配置和量刑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本文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设想。
[关键词]危险驾驶罪 量刑 均衡
一、现实之惑：危险驾驶罪量刑失衡引热议
（一）适用缓刑免刑惹争议
目前，各地法院对危险驾驶罪通常判处实刑，但缓刑甚至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例正在不断出现。据媒体报道，目前全国已出现多起“醉驾免刑”案例，其理由大致是：嫌疑人醉驾未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且醉酒程度较低，认罪态度较好。
如此量刑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引起了广泛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危险驾驶罪为轻微刑事犯罪，后果不严重的，自然可以适用缓刑甚至免予刑事处罚；但另一种观点却表示了反对：酒后驾车还要行政拘留15天，醉酒驾车一旦免刑处罚岂不比酒后驾车反而轻了。
“对于危险驾驶案件，我们不建议判处缓刑或免予处罚，普陀区已公诉并作出判决的8起此类案件中，也无一缓刑或免予刑罚。”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科长陈杰认为，从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的立法精神和案件处理的社会效果看，适用缓刑或免予处罚不是十分妥当。如确有必要适用缓刑或免予处罚的，应当进行社会调查风险评估，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决定。
而罗庄检察院公诉二科科长赵新迎和朝阳法院刑一庭副庭长吴小军则认为，如果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好有悔改表现，具有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危险驾驶罪就可以适用缓刑或者免予刑罚。
实际上危险驾驶罪适用缓刑或免予刑罚案例的不断出现，却让人产生了今后会出现检察机关对危险驾驶案件适用不起诉的担心。他们认为如果对该类犯罪不起诉，执法成本将显著高于违法成本，不利于法律效果的实现。
（二）醉驾是否一律入罪有争议。
醉驾是否一律入罪？这一在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激烈讨论的话题，在执法、司法实践中目前尚未达成共识。据《法制日报》报道，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直属分局2012年1月至5月共查处醉驾案件25起，并严格按照公安部规定，一律以涉嫌危险驾驶罪立案侦查，刑事拘留1人，取保候审24人。 而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和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检察院受理的多起危险驾驶刑事案件，也均以涉嫌危险驾驶罪提起公诉。
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危险驾驶罪最高刑罚为拘役6个月，依法不能对嫌疑人采取逮捕强制措施，因此也有很多地区对于查出的醉酒驾车案件并未一律按照法定程序定罪量刑，而是给予了一定的行政处罚了事，这在实践中引发了不少争议，也让很多司法及执法人员产生了困惑，醉酒驾车是否一律定罪量刑也成为目前困扰执法人员的一大问题。
（三）判处实刑量刑不一引争议。
《法制日报》记者发现，即便是判处实刑，各地司法机关甚至同一司法机关也存在量刑不一问题。譬如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对于受理的任何一起危险驾驶刑事案件，包括立案、判决，均以大案要案的形式上报到上级法院，同时，还组织专人审理这类案件，就是为了统一量刑尺度。朝阳区法院的这些做法无疑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量刑均衡，但是它毕竟只能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实施，不能实现不同地区的量刑横向平衡。实际上，对于危险驾驶罪的量刑标准问题一直争议很大，虽然司法实践已作出大量危险驾驶犯罪的判决，但何为追逐竞驶“情节恶劣”，何为“醉酒”，法律并不十分明确，量刑幅度与酒精含量、人员财产损失程度如何一一对应，也缺乏明确可行的司法解释予以规范，这导致了各地法院判处实刑量刑不一，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和完整性。
二、原因透视：四因素影响量刑均衡
量刑均衡是指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人民法院在正确定罪的前提下，对刑事个案的量刑准确适当、罚当其罪并且对于性质相同、情节相似的刑事案件，裁量的刑罚基本一致，达到罪责刑相适应的一种状态。量刑均衡具有时空性、可比性、相对一致性等特征 。量刑均衡问题，是检验法官内心是否持有公正心态及公正程度的一把标尺，量刑适当，又是关乎被告人切身利益的头等大事 。量刑均衡性的实现，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它比法定刑的配置要复杂得多。而且，法定刑的配置主要是由立法机关与刑法理论界共同完成的，而量刑的均衡性实现一方面离不开理论界的研究，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靠刑事法官的努力。但法官在实现量刑的均衡方面，往往受到诸多体制因素的制约：
（一）立法因素的制约。
我国刑法对法定刑幅度的配置与世界许多国家相比范围较为宽广，因此法官对宣告刑的决定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至少这种意义不低于对犯罪性质的认定 。同时，许多罪名又设置了一些诸如“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恶劣”等不确定的弹性标准，这也给法官的均衡裁量带来了很多麻烦。
以危险驾驶罪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将危险驾驶机动车行为纳入了犯罪的范畴，其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在此法条中，何为“追逐竞驶”，立法并未明确，“追逐竞驶”达到何种程度谓之“情节恶劣”，立法也未明确，关于醉酒问题，一个人的酒量有大小，不同的人因其体质、情绪和喝酒的次数、酒的种类不同而有所区别。由于法律对何为追逐竞驶情节恶劣，何为醉酒，规定得并不明确，而目前又缺乏相应的司法解释，在此背景之下，受法官刑法观念、文化层次和法律素养、个人性格及经历的影响，出现“同案不同罚”的量刑失衡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二）法官自身因素的影响。
人是一切活动的主导因素，“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官素质的高低不一所导致执法水平的差异，也是影响量刑均衡的重要原因。
（1）法官刑罚观念的影响。现代刑罚通过威慑、报应与社会再适应这三项主要功能，追求一种复合型目标，即犯罪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 。因此法官的量刑活动不仅要实现刑罚的报应目的，而且还要体现被告人再适应社会，预防其重新犯罪的目的 。但是受传统的刑罚报应观念的影响，有的法官缺乏科学的刑罚观，对刑罚的目的、功能及价值理解得不全面，甚至形成了重刑峻法、重定罪轻量刑、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观念，这些观念在无意识或潜意识中发挥作用，影响着量刑的公正与平衡。“再有学术价值和崇高的法典，如果没有好的法官来实施，也不会产生多大的效果，但是，如果有好的法官来实施，即使法典或法令不太完善也不要紧 。”此话虽失偏颇，但足以说明法官的刑罚观念及人格因素在刑罚裁量过程中的作用，它们综合在一起，影响着法官对刑事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并最终通过宣告刑而展示出来。
（2）法官的文化层次和法律素养对量刑的影响。不同文化层次的法官，对法律精神的理解，对法律条文的解读是有差异的。目前在我国一些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地区的基层法院，不少老一辈法官缺乏高等教育和系统的法学教育，他们之前从事不同的行业，进入法院之后，通过传统的 “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摸索办案经验，在经验主义思想支配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易生搬法条，忽视对条文背后法学理论作全面的理解，忽视对新型案件作细致深入的研究，不考虑定罪量刑条件的变化。这正如有学者所说的：“不公正的立法固然是一种弊害，但是在其未经适用于个案之前，弊害只是潜在的，或者只是表现为一种符号意义上的；而一个以追求社会正义为存在基础的司法官僚阶层却可以将立法上的弊害降至最低限度，相反的情况当然也不言而喻：良好的立法由于不公正的适用而造成压迫和暴虐，正如我们民谚所说的歪嘴和尚念偏了经。” 所以法官的文化层次和法律素养如何，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量刑的合理性。
（3）法官品德、性格及经历差异的影响。我国刑法实行的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制度，法官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法官的品德、性格及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也对量刑均衡产生影响。比如，道德品质好、政治素质高的法官往往能廉洁奉公、秉公执法，否则则易腐化堕落、枉法裁判。又如性格方面，睿智理性的法官往往能够冷静的以刑法理论和法律规定作为评判标准，理性分析犯罪，正确裁量刑罚，反之则易以个人好恶、感性和情理来处断案件，造成量刑偏差。另外法官个人经历的不同也可能导致量刑的不同，如法官多次被盗，他可能会对盗窃犯非常痛恨，在办理盗窃案时往往对盗窃犯从重处罚；又如一名法官若喜好饮酒，则他对酒后驾车的行为往往能从心里予以宽宥，对其科以轻刑；再如一个主张女权主义至上的女法官，可能对强奸罪等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量刑较重，对妇女因家庭原因实施犯罪的案件可能处刑较轻。
（三）现行的行政管理模式对法官独立行使量刑权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