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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合理使用制度的三步检验法

徐华毅 西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摘要 合理使用制度的“三步检验法”是著作权国际公约的判断某一著作权使用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的一般原则。对这一原则的研究有利于对合理制度的内涵作出更加全面的理解，对我国合理使用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三步检验法 合理使用 著作权

合理使用制度的“三步检验法”是著作权国际公约规定的判断某一著作权使用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的一般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判断对著作权的使用是否构成合理使用，“三步检验法”作为国际公约一般原则，虽然版权国际公约中的版权限制原则的规定是要求各成员国的立法对合理使用的规定应当符合这一原则,但并没有硬性规定各国著作权法应当将这一原则作为一般原则明确加以规定.[1]但是这一原则的内涵、作为判断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其精神被越来越多国家立法所吸收，因此为完善我国合理使用制度我们有研究三步检测法的必要，以便将来著作权法的修改提供借鉴。
一、 合理使用制度的内涵
在对合理使用评价标准的“三步检验法”进行论述之前，有必要对合理使用制度的内涵做清晰的分析。合理使用是指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无偿使用享有著作权的作品。[2]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对著作权人的权利进行限制需找出社会发展需要和著作权人的平衡点是这一制度的目的。我国的《著作权法》第 22 条规定了作品合理使用的12种情况，在这些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过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著作权法享有的其它权利。这种情况分别是：1、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2、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3、为报导时事新闻，报纸、期刊、广播、电视节目新闻纪录像片中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4、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刊登或者播放其它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已经发表的社论、评论员文章；5、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刊登或者播放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6、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7、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8、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9、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10、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11、将已经发表的汉族文字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在国内出版发行；12、将已经发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从我国对合理使用的规定来看，判断一个著作权使用行为是否为合理使用须符合以下条件：首先，是不是商业使用，由于对作品的合理使用是无偿的，如果使用者使用作品是以营利为目的，对著作权来说是不公平的。因此，合理使用一般是非商业使用；其次，对作品使用方式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对作品的使用会产生不利于著作权人的后果，因此，在使用作品时应当使用法律规定的方式，例如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等等；再次，使用的作品是否已发表，发表权是作者的一项精神权利，作者不愿意发表我们应当尊重作者的意愿，当然不适用合理使用制度。
认识合理使用制度内涵，我们必须得弄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合理使用是一种权利,或是著作权的一种限制,或者仅仅是侵权的豁免? 也就是说合理使用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性质。有关合理使用的性质,理论上概有三种学说:即权利限制说、侵权阻却说与使用者权利说。[3]目前我国很多学者对合理使用仅仅当作权利限制或者侵权豁免，但按照卢海君博士的观点，他认为合理使用是一种民事权利。笔者认同他的观点，主要从现实立法、合理使用功能两方面加以考证。（一）我国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的规定表明合理使用是一种民事权利，我们知道,民事立法是权利配置的法律,在民事立法中,法律未禁止的行为推定为合法的行为。即私法领域适用法无明文禁止皆自由的原则，我国著作权法没有明文禁止合理使用的规定，因此，公民享有合理使用的权利。再者，长期以来《著作权法》都被认为是民法的一部分，调整的是平等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当然是属于私法领域，在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前提下，合理使用当然是公民的一项权利。（二）合理使用承载的价值和应当履行的社会功能客观上要求其为一项民事权利。任何作品的创作都是建立在前人基础之上,都从社会公共资源中汲取大量营养,而且社会文化也应当不断发展,应当为社会进步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基于此,应当规定合理使用为一种权利。因为,如果仅仅规定合理使用是一种侵权的豁免,实际上合理使用人只能居于被动地位,不能主动主张合理使用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合理使用权的规定实际上将社会公众从现行版权法中的被动地位转化为主动地位,可以依据法定权利来主张合理使用利益的保护。其能够向真正的利益平衡迈出一大步。从合理使用制度设立的的初衷来看，即平衡社会发展需要和著作权的的权利保护，合理使用应当是一项民事权利，而不仅仅是权利限制或侵权豁免。（三）完整意义上的合理使用权还应当确立合理使用权应包含的内容和权能。为保障合理使用制度功能的实现,合理使用权的核心内容应当是合理使用请求权。主体是符合法定条件的合理使用人,该人应当承担证明自己的使用为符合条件的合理使用;而且应当向著作权人保证其使用不会违背相关法律规定。如果使用人的使用范围超过法定范围,就应当向著作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责任的范围一般应当以正常条件下著作权人的合理授权费用为标准。以此保证享有合理使用权人作为民事权利人应当享有的权利。1
二、合理使用制度的三步检测法的发展过程以及其内涵
“三步检验法”是版权公约中规定的判断合理使用构成的一般原则。这一原则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伯尔尼公约》第9 条(2) 规定,伯尔尼联盟成员国的立法可以准许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复制公约保护的作品,只要这种复制不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也不致不合理地损害作者的合法权益。这一规定的形成是各个成员国意见不断协调和统一的结果。1967 年的斯德哥尔摩修订会议旨在通过赋予作者新权利或扩大现有权利的权能来加强对作者的保护,重点在正式确立一般意义上的复制权。该项立法是否成功取决于修订会议是否找到一个成功的著作权限制模式。经过不断协调,三步测试法被引进《伯尔尼公约》第9 条(2) 中。有关复制权的限制只有符合三步检验法的前提下才能够被允许。1971 年巴黎文本对该条并没有任何修订,从而使该项判断标准成为最新《伯尔尼公约》文本的一项基本判断标准。可见《伯尔尼公约》中的三步测试法仅仅是判断复制权例外是否合法的标准,还没有完全上升为真正意义上的著作权合理使用的一般原则。真正将三步检验法上升为合理使用一般原则的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TPS) ,其将《伯尔尼公约》第9条(2) 对一般意义上的复制权的限制扩大适用到所有的专有权,使三步测试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版权限制的一般条款。[4]
“三步检验法”的内涵分析，根据《伯尔尼公约》第9 条(2) 规定，“三步检验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合理使用只能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使用，由于是一般原则，并没有规定在何种情况下使用，但应当结合接下来的两条进行分析。按照目前世界各国的立法来看，所谓的特殊情况大致可以包括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而使用、为介绍、评论或者说明某一问题而使用、为报道时事新闻而使用、为学校课堂教学或科学研究翻译而使用、图书馆等为陈列保存需要而使用或者为其他非营利性目的而使用等等，这些使用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非营利的的复制，并且是为社会发展需要而使用。因此笔者认为“三步测试法”所指的某些特殊情况应当是非营利性的为社会发展需要而不得不使用的；第二，合理使用不得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这一条的的规定主要是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优先权，在社会发展和著作权人权利保护的过程中，应倾向于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只有著作权人正常的权利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才能对著作权人权利进行限制，并且这种限制事宜上一条为前提的；第三，不得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其实这一条是和第二条是同一个问题从正反两面来分析，但这一条侧重于对著作权人精神权利的保护，比如，在合理使用过程中应当保护著作权人的署名权、作品名称权等；第四，上述三条缺一不可，否则不能称之为合理使用。
“三步检验法”版权公约中规定的判断合理使用构成的一般原则，他有什么作用呢？首先，“三步检验法”作为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有利于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在《伯尔尼公约》第9 条(2) 规定中，有三条规定，其中两条都是从正反两个方面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即一个使用作品的行为要是合理使用必须不得影响著作权人的正常使用，不得侵犯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这位著作权人保护其作品权利提供依据。其次，在版权公约中对合理使用提出了这样的一般标准，有利于缔约国统一合理使用标准，减少国家间的著作权纠纷。在条约中提出“三步检验法”这样的原则性标准，各个缔约国可以根据这一一般性原则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制定出适合本国的合理使用标准，但是必须在“三步测试法”的框架范围之内，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了缔约国间的标准，使其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统一。再次，肯定了合理使用权人的权利，“三步检验法”一方面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当时另一面也肯定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合理使用人享有合理使用别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只要在这个标准之内。肯定了对著作权合理使用的合理性，有利于社会发展与著作权人权利保护的平衡。第四，为各国合理使用的立法提供一种新的模式，这个在下文详细论述。
三、“三步检验法”与我国合理使用制度改革
合理使用制度作为著作权法的重要制度之一,在平衡著作权人和使用人利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各国著作权法及著作权国际公约对其都有规定。就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模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具体规定性”模式、“抽象规定性”模式和“抽象规定性+ 具体规定性”模式。[5]关于“具体模式”和“抽象模式”利弊分析有许多学者都有论述，“具体模式”明确罗列了合理使用的情形，在实践中法官只要对号入座既可以确定是否属于合理使用的情形，“具体规定性”立法模式下的合理使用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实践日新月异的发展。正如有学者所言,合理使用制度的“具体规定性”立法模式虽然可操作性较强,而且可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但由于该种立法模式导致了合理使用行为外延的封闭性,因而可能致使合理使用制度丧失现实针对性的功能,也可能使符合合理使用精神的特定行为游离于法定的合理使用行为之外。[6]“抽象模式” 是法律在对社会实践进行一定程度抽象的基础上,找出某类现象的一般特性,并从这些特性出发,制订具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则。合理使用制度中的抽象模式虽然避免了“具体模式”中的过于死板的规定，给予了法官充分的自由裁量权，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不能不让人担心其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可能。
我国合理使用的现状，从上述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具体规定性”和“抽象规定性”立法模式的分野中可以看出,我国现行立法采行的是“具体规定性”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 第22 条具体规定了可以构成合理使用的12 种情形,该条的规定是“具体规定性”模式的典型表现。尽管《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 第21 条规定,依照《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使用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的已经发表的作品的,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但该条规定并非合理使用的一般条款,它只是对《著作权法》第22 条规定的合理使用的具体情形应当遵循的条件作了进一步的限定。这种限定既没有扩大《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范围,也没有改变合理使用制度具体规定性的特性。该条规定貌似“一般条款”而实非“一般条款”,实际上达不到“抽象规定性”立法模式提高著作权法律制度回应社会的功能。我国这种立法模式不可否认在社会发展初期有促进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具体规定的立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引入新的立法模式即“抽象规定性+ 具体规定性”模式。具体做法：第一，保留现行《著作权法》第22条的12种情形的规定；第二，引入《伯尔尼公约》中的“三步检验法”制定一般条款，给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二十二条规定之外符合一般条款的，应有法官认定为合理使用。

参考文献：

[1] 卢海君.合理使用一般条款的猜想与证明—─合理使用制度立法模式探讨[J].政法论丛，2007,2,44.
[2] 张玉敏主编.知识产权法学[M].法律出版社2002,141.
[3] 卢海君.合理使用一般条款的猜想与证明—─合理使用制度立法模式探讨[J].政法论丛，2007,2,43.
[4] 卢海君.合理使用一般条款的猜想与证明—─合理使用制度立法模式探讨[J].政法论丛，2007,2,47.

[5] 卢海君. 论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模式[J]. 法商研究2007,3,24.
[6] 卢海君. 论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模式[J]. 法商研究2007,3,26


商业秘密立法若干问题探析

2000年11月5日 22:13 广州政法学刊 发表时间：199603
作者：刘恒/谢晓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呼唤着我们重视和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在知识产权领域，我国已颁布实施了《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但对于商业秘密的保护却是一个薄弱的环节，与国际社会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关于知识产权的分协议，在规定必须给予保护的知识产权范围部分，专门规定了“对未公开信息的保护”；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形成的谅解备忘录中，以第四条专门约定保护商业秘密。因此，加快我国对商业秘密保护的立法步伐，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已成为完善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为此，本文拟就我国目前商业秘密保护法起草过程中面临的若干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问题

“商业秘密”作为一个法律术语，在我国最早出现在1991年4月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是一项基本的诉讼规则，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6条的规定，涉及到商业秘密的证据，应当保密。但是民事诉讼法对于什么是商业秘密以及商业秘密的范围没有从立法上作明确的规定。

1993年9月2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一次从立法上界定商业秘密的含义，该法第10条第3 款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质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根据这一规定，商业秘密的范围主要包括以下两大类：

一类是技术信息，指凭经验或技能产生的，在实际中尤其是工业中适用的技术情报、数据或知识。其中包括化学配方、工艺流程、技术秘诀、设计图纸等，且未获得知识产权法的保护。

另一类是经营信息，指具有秘密性质的经营管理方法以及与经营管理方法密切相关的信息和情报，其中包括管理方法、产销策略、客户名单、货源情报以及对市场的分析、预测报告和未来的发展规划。经营信息是企业立足市场并谋求发展的根本，一旦泄漏则容易丢失竞争优势，失去市场份额。

我们认为，在确立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的范围时，应当注意到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现有的保护范围的基础上，应拓宽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

由于“商业秘密”作为一个法律术语在我国出现较晚，人们对“商业秘密”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最早为人们所认识的是“技术秘密”、“专有秘密”等狭义的商业秘密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第15条的规定，技术秘密以法律确认的合同内容形式获得保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中，将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并列为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我们认为，在未来的《商业秘密保护法》中，应拓宽现有的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范围。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凡是具有商业秘密内在属性的信息都应当予以保护。商业秘密的内在属性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秘密性。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的规定是“不为公众所知悉”和“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秘密性是商业秘密的根本属性，它是获得法律保护的前提和条件。这里的“不为公众所知悉”的公众不应理解为社会上一般的民众，而是指本专业、本行业或相关专业与行业的技术人员。二是新颖性。“不为公众所知悉”的立法规定，同时也包含着新颖性的最低要求。商业秘密不应是本行业内普通水平的信息，其必须与普通水平的信息保持最低限度的“不相同性”。三是实用性和价值性。实用是指它必须能够用于生产、贸易或用于管理，并能产生积极的效益。价值性是指商业秘密的使用，会给其权利人带来现实或潜在的竞争优势〔1〕。 具有上述商业秘密内在属性的信息，除了现有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还有其他信息，如贸易信息等等。我们认为，无论是物质生产领域还是非物质生产领域，只要是经营者靠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或长时间经验积累或其他正当方法取得的信息，符合商业秘密的三个属性的，都应当纳入商业秘密的范围予以保护，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地保护经营者的智力创造性成果，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才符合商业秘密保护法的立法目的。

其二，国际社会对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较为宽泛。原联邦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7条保护的是“营业或企业秘密”，其中包括经营秘密和贸易秘密。英国拟议中的《保护秘密权利法》将“秘密”分为四种：技术秘密（化学配方、机械工艺等）、商业记录（客户名单、经营或销售额记录等）、政治秘密、私人秘密。国外有的学者甚至主张采用否定式的定义方式来界定商业秘密，认为除了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外，一切与竞争有关的秘密都可能成为商业秘密，都应当纳入商业秘密的范围。

其三，国外近年来的立法实践亦表明，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呈逐步拓宽的趋势。许多信息由不受法律保护的对象逐步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如以下三类信息：一是生命力很短的保密信息；二是零散而非系统的保密信息；三是否定性的商业秘密，即经营者经过挫折、花费成本获得的有关反向的经营方向的秘密信息。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关于知识产权的分协议中，“对未公开信息的保护”纳入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2〕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认为，在我国商业秘密保护法的立法中，应拓宽现有的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只有这样，才能与国际社会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接轨，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秘密的保护制度。

第二，在确立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时，应注意区分商业秘密与国家秘密的范围界限。我国保密法第二条对国家秘密的定义作了明确的表述：“国家秘密是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中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保密法第8 条将国家秘密列举为以下几类：①国家事务的重大决策中的秘密事项；②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活动中的秘密事项；③外交和外事活动中的秘密事项以及对外承担保密义务的事项；④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⑤科学技术中的秘密事项；⑥维护国家安全活动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⑦其他秘密事项。国家秘密的具体范围由国家保密工作部门会同有关机关规定。由于我国商业秘密立法起步较晚，人们缺乏对商业秘密的深入研究，商业秘密和国家秘密的范围界限模糊，二者存在许多交叉的领域。由于国家秘密立法较早，长期以来，我国通过保密法和刑法将一些属于商业秘密范围的作为国家秘密加以保护。这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对主要经济活动实行全行业计划管理，对涉及到行业产销政策、产品的价格政策、产业结构的调整、生产技术的研制和改进等是严加保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第八条中的第4、5项就是纳入国家秘密的范围加以保护的。1989年颁布的《国家秘密技术出口审查暂行规定》规定：“国家秘密技术，是指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有关保密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划定为秘密级、机密级和绝密级的发明、科技成果和关键性技术”，并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通过技术转让、技术交流、技术合作、技术援助、技术咨询服务以及其它方式向国外单位或国内三资企业、驻华机构提供国家秘密技术，必须按规定办理审批手续，违者，将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我国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和《关于惩治泄露国家秘密犯罪的补充规定》，都明确规定了泄露国家秘密犯罪的刑事责任。〔3〕

由此可见，在我国目前国家秘密立法，包含了一部分商业秘密的内容，二者交叉的领域较多。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今天，我们在进行商业秘密立法时，应注意区分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范围界限，协调好保护国家秘密和保护商业秘密的关系。

第三，在确定商业秘密保护范围时，应注意区分商业秘密与个人隐私的范围界限。个人隐私是个人不愿意让外界知道，而且公开的结果将带来不利的事项。个人隐私最大特征是秘密性，这种秘密的保留并不影响、妨碍他人的生活、并不违背法律的规定。个人隐私具体范围的确定较为困难，但一般来讲，主要包括人身隐私、财产隐私、生活隐私、心理隐私、个人经历隐私以及社会关系方面的隐私等等。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有许多共性，秘密性是二者的根本特性，二者都属于私人秘密权的范畴。尤其是个人在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秘密事项，二者的范围界限较难区分。国外立法将泄漏商业秘密与泄露个人生活秘密的行为同等对待，都视为侵害私人秘密权的行为，如德国刑法第203 条关于私人秘密权之侵害中规定：“（1）以下列各种身份而受信任取得或知悉他人之秘密，即属于个人生活领域之秘密，或产业或营业之秘密，无正当理由泄漏者，处……。”即把产业或营业秘密视为私人秘密的内涵之一，产业或营业秘密被泄露，则视为私人秘密权受到了侵害。〔4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将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作为不正当竞争手段加以规定，这表明立法的着眼点在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本身破坏社会经济秩序，而不仅仅局限于侵害私人秘密权，从而揭示了侵犯商业秘密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在商业秘密保护法的立法中、在确定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范围时，应注意划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范围界限。

二、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问题

商业秘密侵权诉讼属于民事诉讼的范畴，根据民事诉讼的理论与我国的立法规定，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因此，在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一般由原告承担。根据这一规则，在侵犯商业秘密的诉讼中，侵权证据由原告提供。

我们认为，在侵犯商业秘密的诉讼中，如果我们继续沿袭传统的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则会将商业秘密权利人置于一个十分不利的诉讼地位，就不能充分地保护原告方的合法权利。在我国商业秘密立法中，我们建议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原则，即在必要的情况下法院可责令举证责任由原告向被告转移，其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这是由商业秘密侵权诉讼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商业秘密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产权，在其侵权诉讼中，如果按照传统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举证责任的负担主要在原告一方，如果原告方不能对其诉讼请求提出足够的证据，就得承担败诉的风险。而在商业秘密的侵权诉讼中，原告方即被侵权人的举证能力是有限的，面临着许多困难。尤其是在侵权所导致的损害范围这一部分，侵权人为了逃避或减少其法律责任，往往想方设法设置障碍，隐匿侵权证据，而被侵权人要想搜集全部的侵权证据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且无法穷尽全部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仍然固守着传统的证据规则，片面地强调被侵权人即原告人的举证责任，其诉讼结果往往对原告不利，或者说原告方通过行使诉权来获得救济往往得不偿失，在权衡利弊之后，往往会放弃诉权的行使，这样一来，商业秘密的立法目的就无从实现。

第二，许多国家的证据法有类似的立法规定值得我们借鉴。如《英国证据法》中规定：证据负担一般落在承担法定负担者的身上，但并不总是这样，一般认为特定负担或证据负担在诉讼程序进行中可能转移。按照正统的意见，当一方提出法律推定时，就把举证负担转移到对方身上。一般认为推定起着转移举证负担的作用。并且，当一方虽不能转移他的举证负担，但当他完成了他的举证负担之后，其效果为把另一项不同的负担加在对方的身上〔5〕。 又如《德国证据法》中规定：法院有权从某些典型的事件中提出对事实的结论，从而导致举证负担的转移。如果原告证明了这一些事实，而根据一般经验得出以下结论：即在正常的情况下，原告试图依赖的事实是真实的，初步证据就告成立，法院不再要求原告进一步提出证据，改为转向被告要求后者反驳原告人证据。〔6〕此外，美国证据法、 德国证据法中都有类似举证负担转移的规定。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14条也有类似的规定，明确规定在六种情形下由被告负举证责任。

由此可见，我国在进行商业秘密立法中，应确立举证责任的转移条款，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原则，在具体立法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立法中应从宽把握举证责任的转移条件。我们认为，在侵权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责任的范围主要包括：①侵权的事实存在；②自己对商业秘密确实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③商业秘密对原告要有实际或潜在的经济价值。除此之外的证据如果在诉讼中原告举证存在困难，法院可以责令被告举证或经原告请求同意后，就应当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总之，在界定举证责任转移条件时应从宽把握，不宜过分强调和苛求被侵权人即原告方的举证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保护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合法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