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林海股份有限公司（筹）股票发行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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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林海股份有限公司（筹）股票发行工作的通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林海股份有限公司（筹）股票发行工作的通知
1997年6月9日 证监发字[1997]331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林海股份有限公司（筹）采用“上网定价”方式发行股票的发行方案已经我会
证监发字[1997]330号文批准，请你所按照我会证监发字[1996]169号和423号文的
有关要求，组织好此次股票发行工作。本次发行要先验资后配号，对申购资金到位
情况要认真查实，凡资金不实的申购一律视为无效申购。申购冻结资金的利息，按
企业存款利率计息（3天）部分归发行公司所有，其余部分存入交易所设置的专户。
发行申购后1个工作日内，请你所将发行情况反馈表传真至我会发行部；7个工作日
内，请将发行申购、冻结资金和认购中签明细的磁盘报至我地。对未按时上报有关
发行资料的发行公司，不予安排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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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驰名商标淡化与反淡化措施
——再谈我国驰名商标保护的立法完善
关键词: 驰名商标 淡化 商标侵权 立法完善
内容提要: 现行立法没有对驰名商标的淡化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制，驰名商标的反淡化保护的法律规制也是滞后的。商标淡化的范围界定为驰名商标使得我国商标淡化立法的标准与国际标准保持了一致； 驰名商标反淡化实行绝对保护主义。驰名商标淡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建立在商标权扩展基础上的侵害商标权的行为。有关驰名商标保护的国际条约是反淡化保护的有力武器； 我国现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也可成为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的依据； 强化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意识； 制定专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驰名商标反淡化法》、进一步修正我国《商标法》、颁布《驰名商标保护条例》、修正《反不正当竞争法》，从立法上完善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措施。
我国《商标法》在第二次修正时新增了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 13 条、第 14 条。），但《商标法》并没有对驰名商标的淡化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制，对驰名商标的反淡化保护的法律规制现行立法也是滞后的，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一部《商标反淡化法》，而且中国商标法律法规至今没有明确使用“淡化”一词[1]。但驰名商标淡化行为的的确确是侵害了驰名商标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消费者和与淡化行为人的同行业竞争者的合法权益，破坏了市场秩序，是市场运行法则所不允许的。可以说学术界对驰名商标淡化的研究热情还是很高的，但认真审视现有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学者们对驰名商标淡化与反淡化保护问题的研讨不仅尚留诸多空白，而且现有的成果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不尽人意之处还很多。有鉴于此，本文拟就商标淡化的范围界定、驰名商标淡化的构成要件及认定以及驰名商标反淡化措施等问题谈些看法，并就驰名商标反淡化的立法完善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以期引起学界对驰名商标淡化与反淡化立法的进一步探讨。
一、驰名商标淡化： 陈旧而又常新的话题
( 一) 商标淡化——界定其范围为驰名商标是一种共同的立场选择
一些学者认为，商标淡化理论起源于德国 ODEL 案件的判决，并被 1894 年 5 月 12 日颁发的德国商标条例所肯定[2]。另有学者主张，“淡化理论最早由美国法学家斯科特于 1927 年提出，主要是为了保护驰名商标的显著性”[1]，目前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商标淡化理论中的“商标”是仅指驰名商标的，并且明确主张“商标淡化是针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而言的”[3]，笔者也认为商标淡化是针对“驰名商标”淡化的，本文也正是基于“驰名商标”这一范围来阐述驰名商标淡化与反淡化措施的。所谓驰名商标的淡化是指“未经驰名商标所有人认可，在不相同、不类似的商品上使用与驰名商标相同或类似的商标”[4]，表现为减少、削弱某一驰名商标的识别性和显著性，损害、玷污其商誉的行为。
美国《1995 年联邦商标反淡化法》中所称的“淡化”，是指“对驰名商标区别商品或服务的能力的削弱，不论有无混淆、误认或不正当竞争的可能性”[5]。之所以规制驰名商标的淡化而舍弃对普通商标淡化的法律规制，主要是因为普通商标的影响力和显著性较小，其覆盖面有限[6]。实际上，舍弃对普通商标淡化的法律规制，是与立法者的法律成本心理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的。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讲，“生产、制定和实施法律也需要成本投入”[7]，因此，如果对普通商标淡化进行法律规制，除了要投入大量的立法成本外，关键是该项制度一旦确立其实施成本太高! 数量众多的普通商标的“量”决定了被淡化机率的提升，从而也决定了淡化纠纷机率的提升及解决纠纷成本支出的增大。另外，从经济学的角度，普通商标所内含的价值是有限的。而且，如果将普通商标淡化也纳入商标侵权之列，则不仅会给其他社会主体增加更重的义务，而且还会增加实施法律的成本。认定淡化行为以驰名商标为限，既能有效地保护商标权人的权利，也没有过分地限制他人选用标识的自由，是正确解决权利冲突的平衡点。我国《商标法》将驰名商标区分为已注册与未注册的商标，而给予不同的法律保护。反淡化保护只是针对已经注册的驰名商标的，而对于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只禁止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注册和使用。这体现了我国《商标法》重在保护注册商标的原则。
从国际公约和绝大多数国家的商标淡化立法看，将其范围界定在驰名商标之内，是一种共同的立场选择。我国的市场经济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在此情况下，尊重并借鉴他国关于商标淡化的立法经验，界定商标淡化的范围为驰名商标就使得我国商标淡化立法的标准与国际标准保持了一致。
( 二) 《巴黎公约》与 TRIPs 协议对驰名商标保护所采取的两种不同的保护模式及驰名商标反淡化的绝对保护主义
国际上对驰名商标保护通常采取两种不同的保护模式，一种是相对保护主义，一种是绝对保护主义。《巴黎公约》对驰名商标的保护采取的是相对保护主义，即禁止他人将与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在与商标所有权人相同或近似的行业中注册或使用，至于在非类似商品上使用相同或近似的商标则是被允许的； 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以下简称 TRIPs 协议) 对驰名商标的保护采取是绝对保护主义，即禁止他人在任何行业，包括在与驰名商标商品不相同或不相类似的行业中进行注册和使用与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对于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现在大多数国家采取绝对保护主义。
随着商品社会的日益发展，一个“驰名”的商标会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不同种类的商品上，而这些商品之间在类别和属性上也许根本不同，从而发生了商标与商品类别联系的相对弱化和商标与商品生产者的相对分离。如果不对驰名商标进行跨类别保护，即使商品类别和属性不同，公众仍会在新商品和驰名商标权人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从而引起消费者的误认。因此，相对保护主义已不能切实保护公众和驰名商标所有权人的利益，为了更好地保护驰名商标，许多国家对驰名商标实行了绝对保护主义，即禁止在任何商品上使用与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
TRIPs 协议第 16 条第 3 款规定： “巴黎公约( 1967) 第 6 条之二应比照适用于与已注册商标的商品或服务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只要在那些不类似商品或服务上使用的商标可能暗示该商品或服务与该注册商标所有人之间存在联系，并且此种使用可能会损害该注册商标所有人的利益”[1]，此规定明确了对驰名商标的保护扩大到了非类似商品或服务上，对驰名商标实行绝对保护主义提供了法律依据。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现在许多国家都实行了绝对保护主义。
我国《商标法》第13 条第2 款规定： “就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 13 条第 2 款。）。这说明已经注册的驰名商标，其保护范围是跨类别的。其保护范围辐射到“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的商品上[8]，我国的法律规定与 TRIPs 协议是相一致的，虽然对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没有作出明确法律规定，但是显然我国对驰名商标的保护采取的是绝对保护主义。
二、驰名商标淡化的构成要件及认定
驰名商标的淡化行为理论界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是一种不当得利行为，有人从与驰名商标淡化行为人有相同业务的其他经营者角度出发，认为驰名商标淡化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更多的人认为驰名商标淡化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商标侵权行为，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驰名商标淡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建立在商标权扩展基础上的侵害商标权的侵权行为。对驰名商标淡化进行法律规制，将驰名商标淡化纳入商标侵权行为，对驰名商标权人来讲，其商标权内容因此而扩大，从而可以获得更多的法律利益； 而对于非商标权人，则新增了一项法律义务，他们不能将他人的驰名商标用于非同类的商品或服务上，否则就有可能构成侵权。传统意义上的商标侵权行为，是未经商标权人的许可，侵犯商标专用权保护范围的行为的总称[9]。一般情况是将其商标用于同类商品上为典型的表现形式，而商标淡化理论则认为，将他人的商标用于不同类的商品之上，同样也会给商标权人造成损害。传统的商标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为： 侵权行为的过错性、侵权行为的违法性、存在损害后果、损害事实与违法行为的因果性[10]。驰名商标淡化应当具备以下四个构成要件： 第一，行为人有未经授权使用驰名商标的行为； 第二，行为人为商业目的使用驰名商标( 违法性) ； 第三，对驰名商标及商标所有人可能或已经造成的损害( 存在损害后果) ； 第四，商标淡化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 过错性) 。对于前三个构成要件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达成了共识，但是，对于判定淡化时是否应考虑行为人的心理状态，即是否应以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为商标淡化的构成要件方面，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认定淡化时不考虑行为人的心理状态”[3]，也有人认为“淡化行为人须存在主观过错”[11]。对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必须是驰名商标淡化的构成要件，笔者认为应进行理性的探析。如果立法上不明确商标淡化构成的要件，则不仅意味着无原则地扩充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且更会造成司法评判的冲突，对立法和司法将产生不良影响。笔者认为，在判定商标淡化构成要件时，不用去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也就是说不应以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为商标淡化的构成要件。
驰名商标自身的显著性及其承载的巨大商业价值，凝结着商标权人巨大的劳动，也体现着商标所有权人的人格，同时还能激励商标权人维护凝结在驰名商标中的商业信誉。而驰名商标淡化效应的产生就是因为非权利人借助驰名商标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将驰名商标用在非竞争商品上，从而逐渐削弱或降低了该驰名商标所具有的信誉。商标标记越是具有显著特点或者唯一性，它在公众心目中的印象就越深。而消费经验也能证明，当某一商标达至驰名程度时，人们感知商标的同时，往往会同时感知这一驰名商标所联系的商品或服务。在人们的感知世界中，特定的驰名商标与特定的商品或服务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关系。当人们提及“BENZ( 奔驰) ”商标时，人们的脑海之中会马上出现“轿车”的商品形象，提及“COCA-COLA( 可口可乐) ”商标时就会想到世界上销量第一的软“饮料”； 同样的我国的“HERO( 英雄) ”商标与“金笔”、“海尔 HAIER”商标与“电器”、“莲花”商标与“味精”、“宇通”商标与“客车”之间，也都存在着一种感知上无法分割的联系。而驰名商标淡化行为所冲击的，正是这种无法分割的联系。当他人将“海尔 HAIER”商标用于兽药或饮料等商品之上时，无形中就会冲淡人们感知世界中“海尔 HAIER”与“电器”之间的联系； 当他人将“莲花”商标用于防腐剂或饲料等商品之上时，所引起的感知后果，不仅会冲淡了“莲花”与“味精”之间的联系，而且还会扭曲原有的驰名商标形象……尽管这些都是将他人的驰名商标用于不同类别的商品或服务之上，但其造成的严重后果的确是破坏了特定商标与特定商品之间感知上的联系，而且这是不以行为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无论行为人是否应当预见以及是否希望、放任这种损害后果的发生，只要实施了上列行为，其损害后果是必然出现的，且这种损害事实与行为人实施的违法行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也就说在判定驰名商标淡化构成要件时，实际上是不用去考察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的。一些在理论研究中坚持“淡化行为人须存在主观过错”观点的学者，实际上也不得不承认“在特殊情况下，无过错也要承担责任”[12]。因此，在判定驰名商标淡化构成要件时不去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是明智的选择。
在认定驰名商标是否被淡化时并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是否有过错，而主要是考虑商标淡化的表现形式，是否的确淡化了驰名商标。在实际生活中，将他人的驰名商标用于不相同或不相类似的商品或者服务上以及作其他使用的另类使用的情形很多，而这种使用就使得驰名商标不管是行为人愿意还是不愿意，实际上淡化了驰名商标。最常见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将与他人驰名商标相同或相似的商标使用在不相同或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例如，他人将电脑“苹果”商标作为自己生产的农药的商标，将“宇通”商标用作凉席的商标； 第二，将他人驰名商标作为商号使用，例如将“海尔”商标用作自己企业的商号； 第三，将他人驰名商标在广告中不正当使用； 第四，将他人的驰名商标淡化成商品或服务的通用名称使用[2]，例如，众所周知的吉普( Jeep) 、氟利昂( Freon) 、阿司匹林( Aspirin) 等原来都是国外的注册商标，由于使用、管理、保护不当，就成了同类产品的通用名称，它作为商标所具有的显著性、识别性就不复存在了； 第五，将他人的驰名商标用作网络域名不当使用，例如将驰名商标“海尔 HAIER”抢注为自己的域名( www． HAIER． com) ； 第六，将他人驰名商标作为商品包装、装潢使用等等。所有这些淡化驰名商标的表现形式，无疑都冲击了人们对驰名商标与特定商品或服务之间的感知性联系，都会使驰名商标作为识别标志的作用“淡化”，并使驰名商标所有人的商标信誉受到损害（笔者在之前的论文中就认为： 对于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还适用“反淡化原则”，我国未有“反淡化”的相应规定。“反淡化”这一原则认定无疑使我国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参见任燕： 《论因特网上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兼谈我国驰名商标保护的立法完善》，《河北法学》2010 年第 10 期，第 145 －150 页。）[13]。
三、驰名商标反淡化措施
( 一) 有关驰名商标保护的国际条约、公约是反淡化保护的有力武器
1985 年 3 月，中国加入《巴黎公约》，有了保护“Well-known Mark”( 驰名商标) 的国际义务； 1995年 1 月世界贸易组织( WTO) 建立，《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生效，保护“Well-known Mark”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共同的义务[1]。TRIPs 协议明确规定了对驰名商标的保护扩大到了非类似商品或服务上，对驰名商标反淡化实行绝对保护主义。我国作为成员国，国际条约的相关规定可以在我国国内直接适用，而成为反淡化保护的有力武器之一。我国可以依据有关国际公约、条约的规定，对驰名商标进行反淡化的保护。
( 二) 我国现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也可成为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的依据
我国关于商标淡化的立法始于 1996 年 8 月 14 日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的《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2001 年 10 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我国《商标法》进行修订时，也就商标淡化问题进行了一些规制。这些规定，对于切实保护驰名商标权利人的利益，有着积极的意义。2001 年我国《商标法》修订后增加了相关条款，明确了对驰名商标实行特殊保护的法律规定，虽然没有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的明确规定，但是其明确了对已注册的驰名商标进行跨类别的保护，即就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翻译他人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作出了“不予注册并不能使用”的明确法律规定； 同时还明确规定了“反向假冒”是一种商标侵权行为，填补了以前我国立法上的空白；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5 条第 2项规定“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是不正当竞争行为，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淡化”两字，但是内容确实是反“淡化”的。该条款以“知名”取代了“驰名”，扩大了反淡化的保护范围，且反淡化对象不仅仅限于商标，而且还包括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等。除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外，有关的司法解释对驰名商标的反淡化也作出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 条第 1 项规定： 他人将与驰名商标或相似的文字作为该企业的字号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突出使用，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时，属于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该条第2项同时又规定： 复制、模仿或者翻译他人注册的驰名商标或其主要部分在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上作为商标使用，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也属于《商标法》第 52 条第5 项规定的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以上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均可以成为我国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的依据。
( 三) 强化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意识
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各市场主体为了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能产生最大经济效益的环节上，总是想尽办法赢得市场。因此，要让各市场主体明确驰名商标在我国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认识驰名商标所蕴含的巨大商业价值，一方面作为驰名商标权利人应自觉加大驰名商标保护的力度，另一方面侵权行为人要明白淡化他人的驰名商标所承担的巨大责任，同时消费者及其他市场主体都应加强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意识。因此，各市场主体的自觉行为才是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最普遍与经常的方式。强化驰名商标的反淡化保护意识，加强市场行为者的维权意识、公平竞争意识尤其是驰名商标特殊保护意识，才是解决驰名商标淡化问题的根本所在。
( 四) 驰名商标反淡化的立法完善
认真审视现行法律、法规之规定，我们不难发现，其间还存在有诸多需要修补和完善的地方。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驰名商标反淡化法》，使我国的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无法可依； 我国现行的《商标法》也仅用了 2 个条款规定了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且对驰名商标反淡化的保护还没有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作出规定，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也没有对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至今我国还没有颁布统一的《驰名商标保护条例》。因此，应进一步完善驰名商标反淡化的立法。
1． 制定专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驰名商标反淡化法》，切实保护驰名商标，防止驰名商标被淡化。为了防止驰名商标淡化降低驰名商标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独特商标的显著性，保护驰名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与淡化行为人的同行业竞争者的合法权益，以及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国应在今后的立法中制定一部统一的《驰名商标反淡化法》，作为经济法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增加一部新的特别法，提供一部全国统一有效的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的法律依据。在立法技术上，除了设置“总则”外，还应设立相应的“章”“节”有效地对驰名商标淡化的行为给予反淡化的保护，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在立法时就驰名商标淡化的法律后果的承担上，应当增加“损害赔偿”的责任形式，使驰名商标淡化的法律后果包含一定的“补偿”性，并且将“补偿”的数额明确规定在 100 万 －1000 万这个幅度之内； 此外还应当增加“罚款”的责任形式，使驰名商标淡化的法律后果包含一定的“惩罚”性，并且将“罚款”的数额规定在不低于 1000 万这个幅度之内。驰名商标淡化的法律后果既包含一定的“补偿”性，又包含一定的“惩罚”性，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驰名商标淡化侵权行为的发生。之所以将“补偿”数额、“罚款”数额规定在 100 万以上，这是因为，当侵权人所获利益高于违法成本时，侵权人的心理往往是会倾向于高的利益而不会是低的违法成本，尽管侵权人对该违法成本的支出也不情愿，但侵权人为了获得相对于高的利益，往往会愿意支出低的违法成本的，因此要将违法成本规定得相对要高一些，要高于侵权人所获利益，但对于驰名商标来讲，其无形价值往往高达数亿元，所以暂将“补偿”数额、“罚款”数额规定在 100 万以上也不是一个理想的补偿额和惩罚额，笔者相信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及人们对驰名商标保护意识的加强，这一数额必将还会不断地提高，当然，“补偿”和“罚款”都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此种补偿性和惩罚性的措施，使驰名商标淡化的侵权行为降到最低以至于没有侵权行为的发生。在立法技术处理上，考虑到驰名商标淡化侵权行为与其他商标侵权行为都属于侵权行为，因此，可以直接修改完善现行商标法第 53 条和第 56 条以及商标法实施条例第 52 条的规定，作为统一的《驰名商标反淡化法》关于驰名商标淡化侵权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
2． 进一步修正我国《商标法》，在商标法中增加“对驰名商标反淡化特别保护”的规定。在第三次修订我国《商标法》时，应在“总则”中增加“国家对驰名商标实施特别保护”的具体规定，增加相应条款明确对驰名商标反淡化的保护措施。对驰名商标的淡化形式可用列举的方式作出明确规定，如不得将驰名商标用作企业名称、商品名称以及网络域名、营业招牌等行为，通过立法明确淡化的含义、淡化的种类、责任的承担方式等。在设计立法技术方案时，应将驰名商标淡化的法律后果告知社会，明确规定驰名商标淡化是一种商标侵权行为，以此设置法律条文： “未经驰名商标注册人许可，将与其驰名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图形等可视类标志用作企业名称、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以及网络域名、营业招牌等行为的，属于该法第 52 条规定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通过修正我国《商标法》，使驰名商标得到高于普通商标的特殊保护，使驰名商标反淡化特殊保护有法可依。
3． 颁布《驰名商标保护条例》，对驰名商标反淡化的特殊保护作出明确规定。国务院应根据修订后的我国《商标法》颁布《驰名商标保护条例》，进一步明确淡化的性质、淡化侵权的界定及其表现形式、构成要件、赔偿额的计算标准、责令停止不法行为、诉前证据保全、禁止使用、收缴并销毁其商标标识、撤销等具体的承担责任的方式以及惩罚和补偿的条款等； 通过立法规定联合商标和防御商标制度、调整反淡化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及证明范围、对驰名商标反淡化的法律保护延伸至网络领域、扩大反淡化保护的范围等，以条例作为具体对驰名商标反淡化进行特别保护的又一准则。
4． 修正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进一步保护驰名商标，对驰名商标反淡化的特殊保护作出“兜底”性规定。对上述法律、法规不能完全规制的驰名商标淡化行为，可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来保护驰名商标免于被淡化。从立法技术角度考虑，可修订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使“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纳入其中成为一项独立制度，可直接增加一个条款： “禁止使用驰名商标于不同商品或服务上以利用驰名商标之信誉冲淡其显著性”，或者对其他另类使用驰名商标淡化行为作出明确的规定，对其他法律、法规没有涉及到的可能对驰名商标造成淡化的侵权行为作一个“兜底”性的规定，进而全面对驰名商标进行特殊保护，防止驰名商标被淡化。
注释:
[1]安青虎． 驰名商标和中国的驰名商标保护制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8． 566，566，566，485 －486．
[2]李玉香． 著名商标保护的屏障——商标“反谈化”理论的探索[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5) ：99，98 －101．
[3]蒋怡． 谈商标淡化的认定[J]． 人民司法，1999，( 10) ．
[4]房芳． 驰名商标淡化及其对策[J]． 法学，1996，( 9) ．
[5]陈静梅． 美国《1995 年联邦商标淡化法案》之介绍与评论[EB/OL]． http： / / www． cnkl． net． 2004-06-20．
[6]蒋怡． 商标淡化案例分析[J]． 中华商标，1999，( 5) ．
[7]周林彬． 法律经济学论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18．
[8]吴汉东． 商标战略管理诉讼[M]．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8． 235 －236．
[9]王锋． 知识产权法学[M]． 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2010． 311．
[10]陈永平． 知识产权法学[M]．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 128
走向公正和谐之路
─以ADR视角审视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衔接
陈冲
有社会便有纠纷，纠纷的解决是社会的内在需要。纠纷的解决有多种方式，有当事人之间的自行协商、交涉、和解，也有外力介入的调解、仲裁、行政决定直至审判。在中国传统社会，受儒家“礼治”“无讼”思想的影响，人们对一般的民事纠纷采取的解决途径更多的是调解而非诉讼。发源于革命根据地时期、成型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民调解制度，迎合了这种历史传统，在建国后解决了大量的民间纠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社会的转型，人民调解出现了逐渐萎缩的趋势，被西方法学家誉为“东方之花”的人民调解制度似乎已蜕变成了“昨日黄花”。而有意思的是，在过去的20年中，当代西方社会对调解作为纠纷解决途径却表现出了空前的关注，俨然已视调解为最重要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随着理论探讨的深入，尤其是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后，完善人民调解制度，加强人民调解在我国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使人民调解与诉讼制度相衔接，已成为一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据笔者掌握的有限资料，对于两调衔接，理论界和实务界目前更多关注的是微观操作层面的问题，如法院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提高调解人员的素质、扩大人民调解的范围、赋予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等。本文愿从整个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宏观角度，借助ADR理论，来审视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各自功能及关系，探讨两调的衔接方式及程序。
ADR乃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的缩写，可汉译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也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是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它既包括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和解，也包括各种专门设立的纠纷解决机构的裁决、决定，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调解，也包括各类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裁定。西方国家推行ADR，主要缘由于应对“诉讼爆炸”而引起的司法危机，但其深层次的价值和社会需求在于：“现代社会和当事人在利益、价值观、偏好和各种实际需要等方面的多元化，本质上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需要更多选择权”。
根据主持纠纷解决主体的不同，ADR主要可分为：（1）民间团体或组织的ADR，如各国仲裁机构的仲裁、我国的人民调解、日本的交通事故纷争处理中心、美国的邻里司法中心等；（2）国家行政机关所设或附设的ADR，如劳动争议仲裁、消费者协会调解等；（3）司法ADR（又称法院附设ADR），即虽不同于审判，但与诉讼程序相关联，或在法院主持下的纠纷解决制度。按上述分类，人民调解应当归为民间团体ADR，而诉讼调解可类归为司法ADR（我国的诉讼调解严格意义上而言，尚不能称之为司法ADR，下文将专门论及）。
一、人民调解与诉讼的各自功能及关系
从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角度来审视，人民调解与诉讼最大共同点在于均是中立的第三者介入下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根本目的都是保障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转。但两者间也存在明显的区别。体现在以下几点：
1、是否具备强制性不同。人民调解最大的特征是群众性和自治性，而诉讼的显著特征是国家的强制性，体现的是国家公权力对私人纠纷的干涉。
2、是否具有终局性不同。作为人民调解结果的调解协议不具备法定的强制执行力，而诉讼的裁决结果则具有最终性，即一个纠纷经过诉讼解决以后再也不可以采取其他方式来解决。
3、受案范围不同。人民调解与诉讼在纠纷解决范围方面存在诸多重合，但也有诸多不同。根据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由此我们看出，人民调解委员会处理的民间纠纷，有相当部分如发生在家庭成员、邻里、同事、村民间的婚姻纠纷、财产纠纷、损害赔偿纠纷，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是重合的。但两者受案范围也有诸多不同。相当一部分人民调解受理纠纷，不具备诉的要件，不能纳入诉讼范围。而相当一部分技术性、专业性纠纷，则不宜纳入人民调解范围。
4、程序的便利性、纠纷解决成本存在不同。一般而言，诉讼具有的正式性和规范性，加上“程序正义”的要求，都使得诉讼程序都比较复杂、严格，甚至很繁琐，因而诉讼活动耗时、费力，成本较大。而相较而言，人民调解则没有强制性规定，比较灵活自由，强调纠纷当事人的自主性，程序上简单、快捷，省时、省心、省力。
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虽有诸多区别，但因两者受案范围存在诸多重合，从ADR理论角度审视，两者又存在联系。人民调解作为诸多ADR中的重要方式之一，系纠纷解决的“第一道防线”，而诉讼则是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将能有效减轻诉讼的负荷。人民调解等ADR的成功运作，将能满足多元化的社会对于纠纷解决途径和方式的多元化需求。人民调解等ADR形式为人们的协商、沟通和对话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氛围，能够使当事人通过法律的、道德的、习惯的手段，简便、迅速、高效地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实现利益与效率的双赢。诉讼并非是一种完美的纠纷解决机制，而是一种高成本的纠纷解决机制。加强人民调解等ADR制度，不仅仅是形势的需要，更是一种理性的回归。
二、人民调解与诉讼的正确定位
人民调解作为我国一重要的ADR方式，如何正确定位其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位置，使其与诉讼能有效衔接，诉讼作为最终的纠纷解决方式，如何正确看待人民调解的诉讼替代作用，使其与人民调解等ADR能正确衔接，是当前一重要理论课题。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本文以为，运用ADR理论，从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角度，来审视这一命题，得出的结论可能有助于从宏观角度把握这一命题，目前两者衔接上存在的困惑和问题也能迎刃而解。
人民调解的正确定位是社会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人民调解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诉讼替代作用，使大量婚姻、家庭、侵权纠纷解决在基层，通过沟通和说服，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和融洽。人民法院应当积极发挥诉讼职能，支持和指导人民调解发挥自身职能。但人民调解的自治性、群众性等民间调解特性，决定了人民调解不是一种万能的纠纷解决方式，它不能替代仲裁、行政裁决等有效的ADR形式，更不能以牺牲、剥夺当事人诉权为代价，让人民调解成为法院诉讼的前置程序。
诉讼的正确定位是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不应成为第一道防线或唯一一道防线。首先应当承认，诉诸法院的权利对公民而言系一种宪法权利，这种权利不得以任何形式剥夺。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垄断纠纷解决，相反我们应在保障司法成为最后救济手段的同时，要让当事人知道诉讼不是唯一的解决纠纷的手段，而且也不一定是最圆满的救济手段，法院应当向当事人提供替代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的信息，并鼓励当事人利用ADR机制来解决纠纷。
目前，诉讼与人民调解等ADR在衔接上存在一些问题，其成因有制度层面上的（典型如道交法将原行之有效的行政调解程序弱化），也有操作层面上的（典型如劳动仲裁的运行现状）。人民法院在当前应按肖扬院长在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座谈会上的“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的精神，支持和指导人民调解工作，使人民调解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衔接上应注意避免两个倾向。一是避免将人民调解作为强制性诉讼前置程序的倾向。法院立案部门在诉前向当事人提供替代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的信息，并鼓励当事人利用ADR机制来解决纠纷是必要的，但是否采用取决于当事人的合意，不能强制当事人采用。二是避免将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绝对化倾向。有学者建议赋予人民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这种建议是绝对有害的。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协议依法负有审查监督之责，在审查中应注意维护人民调解的威信，但不等于人民调解协议全盘有效，对于确存在司法解释所规定无效情形的，应当否定其效力。
三、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有效衔接形式—司法ADR
司法ADR是ADR的一种形式，是在ADR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司法ADR也称为法院附设ADR（Court Annexed ADR），是指以法院为主持机构，或者在法院的指导下，所采取的与诉讼程序不同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司法ADR的设置理念与ADR理念是一样的，“如果纠纷能以替代性方式在诉前得以化解，则诉讼则是多余的。如果纠纷在进入诉讼后，能以某种方式在审前得以化解，则审判则是多余的”，诉讼程序被细分为审判程序与非审判程序。司法ADR的种类有很多，但最普遍的司法ADR形式为法院附设调解制度。法院附设调解制度在英、美、德、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被普遍地采纳。我国诉讼程序中也有类似的ADR形式，即诉讼调解制度。
我国的诉讼调解制度严格意义而言尚不能称之为司法ADR，它仅是区别于判决的一结案方式，尚未从程序上确定其非诉程序地位。调审合一的现状、法院的考核机制、法官的调解偏好，强制调解、以判压调、以拖促调等违反当事人合意现象的发生，曾使调解制度一时备受责难。事实上，调解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从法院近年来较高的调解率也可见一斑，不过应对其运行中的弊端进行合理改造。理想的模式是将调解设置为与审判程序并行的非诉程序，将传统调解向司法ADR转型。调解程序存在于一审程序的准备阶段，纠纷被提交诉讼后，可根据当事人的合意或强制进入调解程序，调解达成协议的，由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予以确认，调解不成的则进入审判程序，调解程序不能对不接受调解的当事人作出实体上的不利处理。
西方国家主持法院附设调解的主体通常有退休法官、相关行业专家或法院的辅助人员。就我国而言，大部分案件只能由审前法官或法官助理主持调解程序，但就利用社会力量主持调解程序而言，最理想的主体莫过于现有的人民调解员。人民调解员与来自社会其他阶层的人士相比，具有独特的组织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对人民调解工作的管理和调解协议的效力认识上具有法律上的依据和保障，这是邀请其他社会人士参与诉讼调解替代工作所无法具备的。
让人民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实现在法官主导下诉讼调解适度社会化，国内已有法院付诸实践，如上海长宁区法院将人民调解员任命为人民陪审员参与诉讼调解模式，还有如江苏响水法院将人民调解员聘任为特邀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模式，都取得了较好的经验和成果。这样做有以下几个好处：1、选聘人民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实现诉讼调解的适度社会化替代，一定程度上可减轻法院民事法官的工作压力，法院可以腾出力量指定专人负责人民调解的指导工作；2、人民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使人民调解员在法院接受了扎实的业务指导和锻炼，可形成对人民调解员的长期轮训新机制；3、人民调解员在司法ADR程序中参与诉讼调解，实现了人民调解诉讼替代工作与诉讼活动衔接的零距离，消除了中转环节，打破了信息交流与工作衔接的时间与空间障碍，使得人民调解工作与诉讼活动的衔接更具有操作性；4、人民调解员来自基层，熟悉社会，了解民情民意，人民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更注重从社会道德标准的角度对案件进行评判，将社会公众的良心和善恶标准、是非观念融入调解过程中，能有效克服法官因职业习惯所形成的不良思维定势，使调解结果更加贴近民众，更能反映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更能为社会所接受。
在今天，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诉讼审判所能处理解决的纠纷其实是极其有限的，而且在高度专门化、技术性的诉讼程序中真正妥善的纠纷解决往往不易获得。因此，必须加强诉讼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构建，即使进入诉讼后，程序的设计也应进行适当的分流，应进行司法ADR的构建。两调衔接，也不应仅仅局限于从微观角度探讨衔接的具体途径和方法，如能从整个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角度来审视，两调衔接的视野显然将更加开阔，意义也将更为重大。
——再谈我国驰名商标保护的立法完善
关键词: 驰名商标 淡化 商标侵权 立法完善
内容提要: 现行立法没有对驰名商标的淡化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制，驰名商标的反淡化保护的法律规制也是滞后的。商标淡化的范围界定为驰名商标使得我国商标淡化立法的标准与国际标准保持了一致； 驰名商标反淡化实行绝对保护主义。驰名商标淡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建立在商标权扩展基础上的侵害商标权的行为。有关驰名商标保护的国际条约是反淡化保护的有力武器； 我国现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也可成为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的依据； 强化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意识； 制定专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驰名商标反淡化法》、进一步修正我国《商标法》、颁布《驰名商标保护条例》、修正《反不正当竞争法》，从立法上完善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措施。
我国《商标法》在第二次修正时新增了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 13 条、第 14 条。），但《商标法》并没有对驰名商标的淡化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制，对驰名商标的反淡化保护的法律规制现行立法也是滞后的，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一部《商标反淡化法》，而且中国商标法律法规至今没有明确使用“淡化”一词[1]。但驰名商标淡化行为的的确确是侵害了驰名商标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消费者和与淡化行为人的同行业竞争者的合法权益，破坏了市场秩序，是市场运行法则所不允许的。可以说学术界对驰名商标淡化的研究热情还是很高的，但认真审视现有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学者们对驰名商标淡化与反淡化保护问题的研讨不仅尚留诸多空白，而且现有的成果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不尽人意之处还很多。有鉴于此，本文拟就商标淡化的范围界定、驰名商标淡化的构成要件及认定以及驰名商标反淡化措施等问题谈些看法，并就驰名商标反淡化的立法完善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以期引起学界对驰名商标淡化与反淡化立法的进一步探讨。
一、驰名商标淡化： 陈旧而又常新的话题
( 一) 商标淡化——界定其范围为驰名商标是一种共同的立场选择
一些学者认为，商标淡化理论起源于德国 ODEL 案件的判决，并被 1894 年 5 月 12 日颁发的德国商标条例所肯定[2]。另有学者主张，“淡化理论最早由美国法学家斯科特于 1927 年提出，主要是为了保护驰名商标的显著性”[1]，目前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商标淡化理论中的“商标”是仅指驰名商标的，并且明确主张“商标淡化是针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而言的”[3]，笔者也认为商标淡化是针对“驰名商标”淡化的，本文也正是基于“驰名商标”这一范围来阐述驰名商标淡化与反淡化措施的。所谓驰名商标的淡化是指“未经驰名商标所有人认可，在不相同、不类似的商品上使用与驰名商标相同或类似的商标”[4]，表现为减少、削弱某一驰名商标的识别性和显著性，损害、玷污其商誉的行为。
美国《1995 年联邦商标反淡化法》中所称的“淡化”，是指“对驰名商标区别商品或服务的能力的削弱，不论有无混淆、误认或不正当竞争的可能性”[5]。之所以规制驰名商标的淡化而舍弃对普通商标淡化的法律规制，主要是因为普通商标的影响力和显著性较小，其覆盖面有限[6]。实际上，舍弃对普通商标淡化的法律规制，是与立法者的法律成本心理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的。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讲，“生产、制定和实施法律也需要成本投入”[7]，因此，如果对普通商标淡化进行法律规制，除了要投入大量的立法成本外，关键是该项制度一旦确立其实施成本太高! 数量众多的普通商标的“量”决定了被淡化机率的提升，从而也决定了淡化纠纷机率的提升及解决纠纷成本支出的增大。另外，从经济学的角度，普通商标所内含的价值是有限的。而且，如果将普通商标淡化也纳入商标侵权之列，则不仅会给其他社会主体增加更重的义务，而且还会增加实施法律的成本。认定淡化行为以驰名商标为限，既能有效地保护商标权人的权利，也没有过分地限制他人选用标识的自由，是正确解决权利冲突的平衡点。我国《商标法》将驰名商标区分为已注册与未注册的商标，而给予不同的法律保护。反淡化保护只是针对已经注册的驰名商标的，而对于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只禁止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注册和使用。这体现了我国《商标法》重在保护注册商标的原则。
从国际公约和绝大多数国家的商标淡化立法看，将其范围界定在驰名商标之内，是一种共同的立场选择。我国的市场经济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在此情况下，尊重并借鉴他国关于商标淡化的立法经验，界定商标淡化的范围为驰名商标就使得我国商标淡化立法的标准与国际标准保持了一致。
( 二) 《巴黎公约》与 TRIPs 协议对驰名商标保护所采取的两种不同的保护模式及驰名商标反淡化的绝对保护主义
国际上对驰名商标保护通常采取两种不同的保护模式，一种是相对保护主义，一种是绝对保护主义。《巴黎公约》对驰名商标的保护采取的是相对保护主义，即禁止他人将与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在与商标所有权人相同或近似的行业中注册或使用，至于在非类似商品上使用相同或近似的商标则是被允许的； 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以下简称 TRIPs 协议) 对驰名商标的保护采取是绝对保护主义，即禁止他人在任何行业，包括在与驰名商标商品不相同或不相类似的行业中进行注册和使用与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对于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现在大多数国家采取绝对保护主义。
随着商品社会的日益发展，一个“驰名”的商标会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不同种类的商品上，而这些商品之间在类别和属性上也许根本不同，从而发生了商标与商品类别联系的相对弱化和商标与商品生产者的相对分离。如果不对驰名商标进行跨类别保护，即使商品类别和属性不同，公众仍会在新商品和驰名商标权人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从而引起消费者的误认。因此，相对保护主义已不能切实保护公众和驰名商标所有权人的利益，为了更好地保护驰名商标，许多国家对驰名商标实行了绝对保护主义，即禁止在任何商品上使用与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
TRIPs 协议第 16 条第 3 款规定： “巴黎公约( 1967) 第 6 条之二应比照适用于与已注册商标的商品或服务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只要在那些不类似商品或服务上使用的商标可能暗示该商品或服务与该注册商标所有人之间存在联系，并且此种使用可能会损害该注册商标所有人的利益”[1]，此规定明确了对驰名商标的保护扩大到了非类似商品或服务上，对驰名商标实行绝对保护主义提供了法律依据。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现在许多国家都实行了绝对保护主义。
我国《商标法》第13 条第2 款规定： “就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 13 条第 2 款。）。这说明已经注册的驰名商标，其保护范围是跨类别的。其保护范围辐射到“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的商品上[8]，我国的法律规定与 TRIPs 协议是相一致的，虽然对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没有作出明确法律规定，但是显然我国对驰名商标的保护采取的是绝对保护主义。
二、驰名商标淡化的构成要件及认定
驰名商标的淡化行为理论界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是一种不当得利行为，有人从与驰名商标淡化行为人有相同业务的其他经营者角度出发，认为驰名商标淡化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更多的人认为驰名商标淡化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商标侵权行为，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驰名商标淡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建立在商标权扩展基础上的侵害商标权的侵权行为。对驰名商标淡化进行法律规制，将驰名商标淡化纳入商标侵权行为，对驰名商标权人来讲，其商标权内容因此而扩大，从而可以获得更多的法律利益； 而对于非商标权人，则新增了一项法律义务，他们不能将他人的驰名商标用于非同类的商品或服务上，否则就有可能构成侵权。传统意义上的商标侵权行为，是未经商标权人的许可，侵犯商标专用权保护范围的行为的总称[9]。一般情况是将其商标用于同类商品上为典型的表现形式，而商标淡化理论则认为，将他人的商标用于不同类的商品之上，同样也会给商标权人造成损害。传统的商标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为： 侵权行为的过错性、侵权行为的违法性、存在损害后果、损害事实与违法行为的因果性[10]。驰名商标淡化应当具备以下四个构成要件： 第一，行为人有未经授权使用驰名商标的行为； 第二，行为人为商业目的使用驰名商标( 违法性) ； 第三，对驰名商标及商标所有人可能或已经造成的损害( 存在损害后果) ； 第四，商标淡化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 过错性) 。对于前三个构成要件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达成了共识，但是，对于判定淡化时是否应考虑行为人的心理状态，即是否应以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为商标淡化的构成要件方面，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认定淡化时不考虑行为人的心理状态”[3]，也有人认为“淡化行为人须存在主观过错”[11]。对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必须是驰名商标淡化的构成要件，笔者认为应进行理性的探析。如果立法上不明确商标淡化构成的要件，则不仅意味着无原则地扩充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且更会造成司法评判的冲突，对立法和司法将产生不良影响。笔者认为，在判定商标淡化构成要件时，不用去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也就是说不应以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为商标淡化的构成要件。
驰名商标自身的显著性及其承载的巨大商业价值，凝结着商标权人巨大的劳动，也体现着商标所有权人的人格，同时还能激励商标权人维护凝结在驰名商标中的商业信誉。而驰名商标淡化效应的产生就是因为非权利人借助驰名商标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将驰名商标用在非竞争商品上，从而逐渐削弱或降低了该驰名商标所具有的信誉。商标标记越是具有显著特点或者唯一性，它在公众心目中的印象就越深。而消费经验也能证明，当某一商标达至驰名程度时，人们感知商标的同时，往往会同时感知这一驰名商标所联系的商品或服务。在人们的感知世界中，特定的驰名商标与特定的商品或服务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关系。当人们提及“BENZ( 奔驰) ”商标时，人们的脑海之中会马上出现“轿车”的商品形象，提及“COCA-COLA( 可口可乐) ”商标时就会想到世界上销量第一的软“饮料”； 同样的我国的“HERO( 英雄) ”商标与“金笔”、“海尔 HAIER”商标与“电器”、“莲花”商标与“味精”、“宇通”商标与“客车”之间，也都存在着一种感知上无法分割的联系。而驰名商标淡化行为所冲击的，正是这种无法分割的联系。当他人将“海尔 HAIER”商标用于兽药或饮料等商品之上时，无形中就会冲淡人们感知世界中“海尔 HAIER”与“电器”之间的联系； 当他人将“莲花”商标用于防腐剂或饲料等商品之上时，所引起的感知后果，不仅会冲淡了“莲花”与“味精”之间的联系，而且还会扭曲原有的驰名商标形象……尽管这些都是将他人的驰名商标用于不同类别的商品或服务之上，但其造成的严重后果的确是破坏了特定商标与特定商品之间感知上的联系，而且这是不以行为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无论行为人是否应当预见以及是否希望、放任这种损害后果的发生，只要实施了上列行为，其损害后果是必然出现的，且这种损害事实与行为人实施的违法行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也就说在判定驰名商标淡化构成要件时，实际上是不用去考察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的。一些在理论研究中坚持“淡化行为人须存在主观过错”观点的学者，实际上也不得不承认“在特殊情况下，无过错也要承担责任”[12]。因此，在判定驰名商标淡化构成要件时不去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是明智的选择。
在认定驰名商标是否被淡化时并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是否有过错，而主要是考虑商标淡化的表现形式，是否的确淡化了驰名商标。在实际生活中，将他人的驰名商标用于不相同或不相类似的商品或者服务上以及作其他使用的另类使用的情形很多，而这种使用就使得驰名商标不管是行为人愿意还是不愿意，实际上淡化了驰名商标。最常见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将与他人驰名商标相同或相似的商标使用在不相同或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例如，他人将电脑“苹果”商标作为自己生产的农药的商标，将“宇通”商标用作凉席的商标； 第二，将他人驰名商标作为商号使用，例如将“海尔”商标用作自己企业的商号； 第三，将他人驰名商标在广告中不正当使用； 第四，将他人的驰名商标淡化成商品或服务的通用名称使用[2]，例如，众所周知的吉普( Jeep) 、氟利昂( Freon) 、阿司匹林( Aspirin) 等原来都是国外的注册商标，由于使用、管理、保护不当，就成了同类产品的通用名称，它作为商标所具有的显著性、识别性就不复存在了； 第五，将他人的驰名商标用作网络域名不当使用，例如将驰名商标“海尔 HAIER”抢注为自己的域名( www． HAIER． com) ； 第六，将他人驰名商标作为商品包装、装潢使用等等。所有这些淡化驰名商标的表现形式，无疑都冲击了人们对驰名商标与特定商品或服务之间的感知性联系，都会使驰名商标作为识别标志的作用“淡化”，并使驰名商标所有人的商标信誉受到损害（笔者在之前的论文中就认为： 对于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还适用“反淡化原则”，我国未有“反淡化”的相应规定。“反淡化”这一原则认定无疑使我国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参见任燕： 《论因特网上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兼谈我国驰名商标保护的立法完善》，《河北法学》2010 年第 10 期，第 145 －150 页。）[13]。
三、驰名商标反淡化措施
( 一) 有关驰名商标保护的国际条约、公约是反淡化保护的有力武器
1985 年 3 月，中国加入《巴黎公约》，有了保护“Well-known Mark”( 驰名商标) 的国际义务； 1995年 1 月世界贸易组织( WTO) 建立，《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生效，保护“Well-known Mark”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共同的义务[1]。TRIPs 协议明确规定了对驰名商标的保护扩大到了非类似商品或服务上，对驰名商标反淡化实行绝对保护主义。我国作为成员国，国际条约的相关规定可以在我国国内直接适用，而成为反淡化保护的有力武器之一。我国可以依据有关国际公约、条约的规定，对驰名商标进行反淡化的保护。
( 二) 我国现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也可成为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的依据
我国关于商标淡化的立法始于 1996 年 8 月 14 日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的《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2001 年 10 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我国《商标法》进行修订时，也就商标淡化问题进行了一些规制。这些规定，对于切实保护驰名商标权利人的利益，有着积极的意义。2001 年我国《商标法》修订后增加了相关条款，明确了对驰名商标实行特殊保护的法律规定，虽然没有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的明确规定，但是其明确了对已注册的驰名商标进行跨类别的保护，即就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翻译他人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作出了“不予注册并不能使用”的明确法律规定； 同时还明确规定了“反向假冒”是一种商标侵权行为，填补了以前我国立法上的空白；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5 条第 2项规定“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是不正当竞争行为，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淡化”两字，但是内容确实是反“淡化”的。该条款以“知名”取代了“驰名”，扩大了反淡化的保护范围，且反淡化对象不仅仅限于商标，而且还包括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等。除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外，有关的司法解释对驰名商标的反淡化也作出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 条第 1 项规定： 他人将与驰名商标或相似的文字作为该企业的字号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突出使用，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时，属于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该条第2项同时又规定： 复制、模仿或者翻译他人注册的驰名商标或其主要部分在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上作为商标使用，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也属于《商标法》第 52 条第5 项规定的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以上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均可以成为我国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的依据。
( 三) 强化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意识
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各市场主体为了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能产生最大经济效益的环节上，总是想尽办法赢得市场。因此，要让各市场主体明确驰名商标在我国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认识驰名商标所蕴含的巨大商业价值，一方面作为驰名商标权利人应自觉加大驰名商标保护的力度，另一方面侵权行为人要明白淡化他人的驰名商标所承担的巨大责任，同时消费者及其他市场主体都应加强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意识。因此，各市场主体的自觉行为才是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最普遍与经常的方式。强化驰名商标的反淡化保护意识，加强市场行为者的维权意识、公平竞争意识尤其是驰名商标特殊保护意识，才是解决驰名商标淡化问题的根本所在。
( 四) 驰名商标反淡化的立法完善
认真审视现行法律、法规之规定，我们不难发现，其间还存在有诸多需要修补和完善的地方。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驰名商标反淡化法》，使我国的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无法可依； 我国现行的《商标法》也仅用了 2 个条款规定了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且对驰名商标反淡化的保护还没有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作出规定，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也没有对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至今我国还没有颁布统一的《驰名商标保护条例》。因此，应进一步完善驰名商标反淡化的立法。
1． 制定专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驰名商标反淡化法》，切实保护驰名商标，防止驰名商标被淡化。为了防止驰名商标淡化降低驰名商标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独特商标的显著性，保护驰名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与淡化行为人的同行业竞争者的合法权益，以及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国应在今后的立法中制定一部统一的《驰名商标反淡化法》，作为经济法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增加一部新的特别法，提供一部全国统一有效的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的法律依据。在立法技术上，除了设置“总则”外，还应设立相应的“章”“节”有效地对驰名商标淡化的行为给予反淡化的保护，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在立法时就驰名商标淡化的法律后果的承担上，应当增加“损害赔偿”的责任形式，使驰名商标淡化的法律后果包含一定的“补偿”性，并且将“补偿”的数额明确规定在 100 万 －1000 万这个幅度之内； 此外还应当增加“罚款”的责任形式，使驰名商标淡化的法律后果包含一定的“惩罚”性，并且将“罚款”的数额规定在不低于 1000 万这个幅度之内。驰名商标淡化的法律后果既包含一定的“补偿”性，又包含一定的“惩罚”性，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驰名商标淡化侵权行为的发生。之所以将“补偿”数额、“罚款”数额规定在 100 万以上，这是因为，当侵权人所获利益高于违法成本时，侵权人的心理往往是会倾向于高的利益而不会是低的违法成本，尽管侵权人对该违法成本的支出也不情愿，但侵权人为了获得相对于高的利益，往往会愿意支出低的违法成本的，因此要将违法成本规定得相对要高一些，要高于侵权人所获利益，但对于驰名商标来讲，其无形价值往往高达数亿元，所以暂将“补偿”数额、“罚款”数额规定在 100 万以上也不是一个理想的补偿额和惩罚额，笔者相信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及人们对驰名商标保护意识的加强，这一数额必将还会不断地提高，当然，“补偿”和“罚款”都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此种补偿性和惩罚性的措施，使驰名商标淡化的侵权行为降到最低以至于没有侵权行为的发生。在立法技术处理上，考虑到驰名商标淡化侵权行为与其他商标侵权行为都属于侵权行为，因此，可以直接修改完善现行商标法第 53 条和第 56 条以及商标法实施条例第 52 条的规定，作为统一的《驰名商标反淡化法》关于驰名商标淡化侵权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
2． 进一步修正我国《商标法》，在商标法中增加“对驰名商标反淡化特别保护”的规定。在第三次修订我国《商标法》时，应在“总则”中增加“国家对驰名商标实施特别保护”的具体规定，增加相应条款明确对驰名商标反淡化的保护措施。对驰名商标的淡化形式可用列举的方式作出明确规定，如不得将驰名商标用作企业名称、商品名称以及网络域名、营业招牌等行为，通过立法明确淡化的含义、淡化的种类、责任的承担方式等。在设计立法技术方案时，应将驰名商标淡化的法律后果告知社会，明确规定驰名商标淡化是一种商标侵权行为，以此设置法律条文： “未经驰名商标注册人许可，将与其驰名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图形等可视类标志用作企业名称、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以及网络域名、营业招牌等行为的，属于该法第 52 条规定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通过修正我国《商标法》，使驰名商标得到高于普通商标的特殊保护，使驰名商标反淡化特殊保护有法可依。
3． 颁布《驰名商标保护条例》，对驰名商标反淡化的特殊保护作出明确规定。国务院应根据修订后的我国《商标法》颁布《驰名商标保护条例》，进一步明确淡化的性质、淡化侵权的界定及其表现形式、构成要件、赔偿额的计算标准、责令停止不法行为、诉前证据保全、禁止使用、收缴并销毁其商标标识、撤销等具体的承担责任的方式以及惩罚和补偿的条款等； 通过立法规定联合商标和防御商标制度、调整反淡化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及证明范围、对驰名商标反淡化的法律保护延伸至网络领域、扩大反淡化保护的范围等，以条例作为具体对驰名商标反淡化进行特别保护的又一准则。
4． 修正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进一步保护驰名商标，对驰名商标反淡化的特殊保护作出“兜底”性规定。对上述法律、法规不能完全规制的驰名商标淡化行为，可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来保护驰名商标免于被淡化。从立法技术角度考虑，可修订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使“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纳入其中成为一项独立制度，可直接增加一个条款： “禁止使用驰名商标于不同商品或服务上以利用驰名商标之信誉冲淡其显著性”，或者对其他另类使用驰名商标淡化行为作出明确的规定，对其他法律、法规没有涉及到的可能对驰名商标造成淡化的侵权行为作一个“兜底”性的规定，进而全面对驰名商标进行特殊保护，防止驰名商标被淡化。
注释:
[1]安青虎． 驰名商标和中国的驰名商标保护制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8． 566，566，566，485 －486．
[2]李玉香． 著名商标保护的屏障——商标“反谈化”理论的探索[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5) ：99，98 －101．
[3]蒋怡． 谈商标淡化的认定[J]． 人民司法，1999，( 10) ．
[4]房芳． 驰名商标淡化及其对策[J]． 法学，1996，( 9) ．
[5]陈静梅． 美国《1995 年联邦商标淡化法案》之介绍与评论[EB/OL]． http： / / www． cnkl． net． 2004-06-20．
[6]蒋怡． 商标淡化案例分析[J]． 中华商标，1999，( 5) ．
[7]周林彬． 法律经济学论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18．
[8]吴汉东． 商标战略管理诉讼[M]．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8． 235 －236．
[9]王锋． 知识产权法学[M]． 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2010． 311．
[10]陈永平． 知识产权法学[M]．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 128
走向公正和谐之路
─以ADR视角审视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衔接
陈冲
有社会便有纠纷，纠纷的解决是社会的内在需要。纠纷的解决有多种方式，有当事人之间的自行协商、交涉、和解，也有外力介入的调解、仲裁、行政决定直至审判。在中国传统社会，受儒家“礼治”“无讼”思想的影响，人们对一般的民事纠纷采取的解决途径更多的是调解而非诉讼。发源于革命根据地时期、成型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民调解制度，迎合了这种历史传统，在建国后解决了大量的民间纠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社会的转型，人民调解出现了逐渐萎缩的趋势，被西方法学家誉为“东方之花”的人民调解制度似乎已蜕变成了“昨日黄花”。而有意思的是，在过去的20年中，当代西方社会对调解作为纠纷解决途径却表现出了空前的关注，俨然已视调解为最重要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随着理论探讨的深入，尤其是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后，完善人民调解制度，加强人民调解在我国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使人民调解与诉讼制度相衔接，已成为一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据笔者掌握的有限资料，对于两调衔接，理论界和实务界目前更多关注的是微观操作层面的问题，如法院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提高调解人员的素质、扩大人民调解的范围、赋予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等。本文愿从整个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宏观角度，借助ADR理论，来审视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各自功能及关系，探讨两调的衔接方式及程序。
ADR乃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的缩写，可汉译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也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是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它既包括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和解，也包括各种专门设立的纠纷解决机构的裁决、决定，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调解，也包括各类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裁定。西方国家推行ADR，主要缘由于应对“诉讼爆炸”而引起的司法危机，但其深层次的价值和社会需求在于：“现代社会和当事人在利益、价值观、偏好和各种实际需要等方面的多元化，本质上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需要更多选择权”。
根据主持纠纷解决主体的不同，ADR主要可分为：（1）民间团体或组织的ADR，如各国仲裁机构的仲裁、我国的人民调解、日本的交通事故纷争处理中心、美国的邻里司法中心等；（2）国家行政机关所设或附设的ADR，如劳动争议仲裁、消费者协会调解等；（3）司法ADR（又称法院附设ADR），即虽不同于审判，但与诉讼程序相关联，或在法院主持下的纠纷解决制度。按上述分类，人民调解应当归为民间团体ADR，而诉讼调解可类归为司法ADR（我国的诉讼调解严格意义上而言，尚不能称之为司法ADR，下文将专门论及）。
一、人民调解与诉讼的各自功能及关系
从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角度来审视，人民调解与诉讼最大共同点在于均是中立的第三者介入下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根本目的都是保障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转。但两者间也存在明显的区别。体现在以下几点：
1、是否具备强制性不同。人民调解最大的特征是群众性和自治性，而诉讼的显著特征是国家的强制性，体现的是国家公权力对私人纠纷的干涉。
2、是否具有终局性不同。作为人民调解结果的调解协议不具备法定的强制执行力，而诉讼的裁决结果则具有最终性，即一个纠纷经过诉讼解决以后再也不可以采取其他方式来解决。
3、受案范围不同。人民调解与诉讼在纠纷解决范围方面存在诸多重合，但也有诸多不同。根据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由此我们看出，人民调解委员会处理的民间纠纷，有相当部分如发生在家庭成员、邻里、同事、村民间的婚姻纠纷、财产纠纷、损害赔偿纠纷，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是重合的。但两者受案范围也有诸多不同。相当一部分人民调解受理纠纷，不具备诉的要件，不能纳入诉讼范围。而相当一部分技术性、专业性纠纷，则不宜纳入人民调解范围。
4、程序的便利性、纠纷解决成本存在不同。一般而言，诉讼具有的正式性和规范性，加上“程序正义”的要求，都使得诉讼程序都比较复杂、严格，甚至很繁琐，因而诉讼活动耗时、费力，成本较大。而相较而言，人民调解则没有强制性规定，比较灵活自由，强调纠纷当事人的自主性，程序上简单、快捷，省时、省心、省力。
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虽有诸多区别，但因两者受案范围存在诸多重合，从ADR理论角度审视，两者又存在联系。人民调解作为诸多ADR中的重要方式之一，系纠纷解决的“第一道防线”，而诉讼则是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将能有效减轻诉讼的负荷。人民调解等ADR的成功运作，将能满足多元化的社会对于纠纷解决途径和方式的多元化需求。人民调解等ADR形式为人们的协商、沟通和对话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氛围，能够使当事人通过法律的、道德的、习惯的手段，简便、迅速、高效地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实现利益与效率的双赢。诉讼并非是一种完美的纠纷解决机制，而是一种高成本的纠纷解决机制。加强人民调解等ADR制度，不仅仅是形势的需要，更是一种理性的回归。
二、人民调解与诉讼的正确定位
人民调解作为我国一重要的ADR方式，如何正确定位其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位置，使其与诉讼能有效衔接，诉讼作为最终的纠纷解决方式，如何正确看待人民调解的诉讼替代作用，使其与人民调解等ADR能正确衔接，是当前一重要理论课题。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本文以为，运用ADR理论，从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角度，来审视这一命题，得出的结论可能有助于从宏观角度把握这一命题，目前两者衔接上存在的困惑和问题也能迎刃而解。
人民调解的正确定位是社会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人民调解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诉讼替代作用，使大量婚姻、家庭、侵权纠纷解决在基层，通过沟通和说服，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和融洽。人民法院应当积极发挥诉讼职能，支持和指导人民调解发挥自身职能。但人民调解的自治性、群众性等民间调解特性，决定了人民调解不是一种万能的纠纷解决方式，它不能替代仲裁、行政裁决等有效的ADR形式，更不能以牺牲、剥夺当事人诉权为代价，让人民调解成为法院诉讼的前置程序。
诉讼的正确定位是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不应成为第一道防线或唯一一道防线。首先应当承认，诉诸法院的权利对公民而言系一种宪法权利，这种权利不得以任何形式剥夺。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垄断纠纷解决，相反我们应在保障司法成为最后救济手段的同时，要让当事人知道诉讼不是唯一的解决纠纷的手段，而且也不一定是最圆满的救济手段，法院应当向当事人提供替代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的信息，并鼓励当事人利用ADR机制来解决纠纷。
目前，诉讼与人民调解等ADR在衔接上存在一些问题，其成因有制度层面上的（典型如道交法将原行之有效的行政调解程序弱化），也有操作层面上的（典型如劳动仲裁的运行现状）。人民法院在当前应按肖扬院长在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座谈会上的“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的精神，支持和指导人民调解工作，使人民调解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衔接上应注意避免两个倾向。一是避免将人民调解作为强制性诉讼前置程序的倾向。法院立案部门在诉前向当事人提供替代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的信息，并鼓励当事人利用ADR机制来解决纠纷是必要的，但是否采用取决于当事人的合意，不能强制当事人采用。二是避免将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绝对化倾向。有学者建议赋予人民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这种建议是绝对有害的。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协议依法负有审查监督之责，在审查中应注意维护人民调解的威信，但不等于人民调解协议全盘有效，对于确存在司法解释所规定无效情形的，应当否定其效力。
三、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有效衔接形式—司法ADR
司法ADR是ADR的一种形式，是在ADR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司法ADR也称为法院附设ADR（Court Annexed ADR），是指以法院为主持机构，或者在法院的指导下，所采取的与诉讼程序不同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司法ADR的设置理念与ADR理念是一样的，“如果纠纷能以替代性方式在诉前得以化解，则诉讼则是多余的。如果纠纷在进入诉讼后，能以某种方式在审前得以化解，则审判则是多余的”，诉讼程序被细分为审判程序与非审判程序。司法ADR的种类有很多，但最普遍的司法ADR形式为法院附设调解制度。法院附设调解制度在英、美、德、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被普遍地采纳。我国诉讼程序中也有类似的ADR形式，即诉讼调解制度。
我国的诉讼调解制度严格意义而言尚不能称之为司法ADR，它仅是区别于判决的一结案方式，尚未从程序上确定其非诉程序地位。调审合一的现状、法院的考核机制、法官的调解偏好，强制调解、以判压调、以拖促调等违反当事人合意现象的发生，曾使调解制度一时备受责难。事实上，调解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从法院近年来较高的调解率也可见一斑，不过应对其运行中的弊端进行合理改造。理想的模式是将调解设置为与审判程序并行的非诉程序，将传统调解向司法ADR转型。调解程序存在于一审程序的准备阶段，纠纷被提交诉讼后，可根据当事人的合意或强制进入调解程序，调解达成协议的，由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予以确认，调解不成的则进入审判程序，调解程序不能对不接受调解的当事人作出实体上的不利处理。
西方国家主持法院附设调解的主体通常有退休法官、相关行业专家或法院的辅助人员。就我国而言，大部分案件只能由审前法官或法官助理主持调解程序，但就利用社会力量主持调解程序而言，最理想的主体莫过于现有的人民调解员。人民调解员与来自社会其他阶层的人士相比，具有独特的组织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对人民调解工作的管理和调解协议的效力认识上具有法律上的依据和保障，这是邀请其他社会人士参与诉讼调解替代工作所无法具备的。
让人民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实现在法官主导下诉讼调解适度社会化，国内已有法院付诸实践，如上海长宁区法院将人民调解员任命为人民陪审员参与诉讼调解模式，还有如江苏响水法院将人民调解员聘任为特邀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模式，都取得了较好的经验和成果。这样做有以下几个好处：1、选聘人民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实现诉讼调解的适度社会化替代，一定程度上可减轻法院民事法官的工作压力，法院可以腾出力量指定专人负责人民调解的指导工作；2、人民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使人民调解员在法院接受了扎实的业务指导和锻炼，可形成对人民调解员的长期轮训新机制；3、人民调解员在司法ADR程序中参与诉讼调解，实现了人民调解诉讼替代工作与诉讼活动衔接的零距离，消除了中转环节，打破了信息交流与工作衔接的时间与空间障碍，使得人民调解工作与诉讼活动的衔接更具有操作性；4、人民调解员来自基层，熟悉社会，了解民情民意，人民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更注重从社会道德标准的角度对案件进行评判，将社会公众的良心和善恶标准、是非观念融入调解过程中，能有效克服法官因职业习惯所形成的不良思维定势，使调解结果更加贴近民众，更能反映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更能为社会所接受。
在今天，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诉讼审判所能处理解决的纠纷其实是极其有限的，而且在高度专门化、技术性的诉讼程序中真正妥善的纠纷解决往往不易获得。因此，必须加强诉讼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构建，即使进入诉讼后，程序的设计也应进行适当的分流，应进行司法ADR的构建。两调衔接，也不应仅仅局限于从微观角度探讨衔接的具体途径和方法，如能从整个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角度来审视，两调衔接的视野显然将更加开阔，意义也将更为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