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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南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南充市工业园区安全生产管理办法（试行）

南府办函〔2010〕7号


南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充市工业园区安全生产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级有关部门：

《南充市工业园区安全生产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市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南充市工业园区安全生产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工业园区安全生产管理，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促进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四川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规定》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工业园区的安全生产管理，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工业园区（以下简称园区）是指省级、市级、县（市、区）级工业园区（开发区）。

第三条　园区应当贯彻执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对园区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统筹规划，统一管理。



第二章职责划分



第四条　园区实行“管委会统筹协调和管理，政府职能部门委托园区依法监察，入驻生产经营单位各负其责”的安全生产管理模式。

第五条 园区管委会应当按照“管生产必须管安全”和“属地管理”的原则，履行以下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一）加强对园区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按照国、省、市有关安全生产工作的总体部署和要求，将安全生产纳入本园区经济发展总体计划，做到同步规划、同步部署、同步推进并落实奖惩；

（二）明确管委会领导、所属各部门（单位）及园区内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职责，建立和完善“一岗双责”、“一票否决”等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并层层分解落实；

（三）研究制定年度性、阶段性安全生产工作目标、工作思路和主要任务，部署安全生产工作，研究和协调解决有关安全生产的重大事项；

（四）健全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齐安全管理人员，保障安全生产日常监管和宣传教育、应急救援、事故调查处理、危及公共安全的重大危险源和重大事故隐患整改等方面必需的经费投入；

（五）加强安全生产源头管理，告知企业新、改、扩建工程项目涉及的安全生产行政审批事项和安全设施“三同时”的具体申报工作，并帮助落实；

（六）定期组织开展重大节日、重点时段、重要活动期间安全生产大检查，组织或配合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制度，及时排查各类事故隐患，督促整改和落实防范措施，严防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七）制定园区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完善应急救援机制，组织开展应急救援演练，积极配合市、县（市、区）政府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组织协调事故单位做好事故善后处理等工作；

（八）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对园区企业和职工群众进行安全知识教育培训，提高园区职工安全意识；

（九）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园区所属部门和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组织开展安全生产目标考核，建立安全生产奖惩激励机制；

（十）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职责，以及市、县（市、区）党委、政府和市、县（市、区）安委会交办的其他安全生产工作任务。

第六条 市、县（市、区）安监、公安消防、建设、规划、质监、工商等职能部门应当认真履行法律法规和市、县（市、区）政府有关安全生产责任规定赋予的安全生产监管职责，适时开展对入园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负责涉及安全生产的行政审批、审查、备案等具体工作，建立健全以下协调配合机制：

（一）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委托执法备案机制。各负有园区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要将执法权书面委托给园区管委会，由园区管委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开展日常安全监管，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依法处罚，并将处罚结果报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备案。

（二）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管联动机制。市、县（市、区）相关职能部门到园区企业实施安全检查，应通知园区管委会安全管理机构派员参加，或在检查后及时向园区管委会通报检查结果。

（三）建立健全重大安全隐患上报机制。园区管委会及其安全管理机构在日常安全检查中发现重大安全隐患、相关企业拒不整改的，应及时向有关执法监管部门报告，并协调、配合相关执法部门予以查处。

（四）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行政审批工作协调机制。市、县（市、区）有关职能部门要做好园区安全生产行政审批业务指导和服务工作，园区管委会应明确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行政审批事项的审查把关，凡经园区管委会审查人员签字、管委会盖章同意的审批事项，相关职能部门应履行签章或转报手续。园区管委会自行审查确有困难的审批事项，在园区管委会审查机构提出要求后，相关行政职能部门须派员共同做好审查把关工作。

　　第七条 园区生产经营单位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守国、省、市涉及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标准及政策规定，服从园区管委会及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的管理，依法承担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第三章机构设置



　　 第八条　园区应当建立由园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负责人、相关管理机构负责人和所辖企业所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组成的安全生产委员会。

　园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每月至少召开1次安全生产专题会议，传达上级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组织学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通报园区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研究和协调解决园区有关安全生产的重大事项，督促落实消除事故隐患的措施。会议应当有书面记录，并形成会议纪要。

　　 第九条　园区应当根据安全生产工作实际，健全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落实相应的办公设施、安全检查装备和工作经费。

　　 第十条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应当配备与园区安全生产工作相适应的专（兼）职人员。各园区应当配备2名以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适当数量的兼职人员。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人员名单应报市、县（市、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园区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在园区安委会的领导下，履行下列职责：

（一）负责园区安全生产的统一协调、管理；

（二）查验入驻企业安全生产的相关证照和安全规章制度，并建立一企一档；

（三）牵头制定和实施园区各项安全管理制度；

（四）对园区公共区域和入驻企业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并对公共设施、设备进行日常安全巡查；

（五）接受市、县（市、区）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委托，负责对园区企业实施简易程序的安全生产行政处罚；

（六）参与园区内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三同时”审查工作，督促落实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七）对重大危险源进行登记、建档、评估、监控，编制园区应急救援预案，定期组织应急救援演练；

（八）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等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检查督促入驻企业安全生产宣传和教育培训工作；

（九）对入驻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提供指导和服务，协助实施安全生产评估，推广安全生产先进管理经验；

（十）协调市、县（市、区）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相关部门，适时开展安全生产专项联合执法检查行动。

（十一）报告并协助调查、处理生产安全事故；

（十二）完成园区管委会和上级安监部门交办的其他安全生产工作任务。



第四章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园区应当建立健全下列安全生产工作制度：

（一）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二）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制度；

（三）安全生产宣传和教育培训制度；

（四）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

（五）事故隐患治理和重大危险源监控制度；

（六）安全生产行政审批及安全设施“三同时”制度；

（七）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制度；

（八）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处理制度；

（九）消防、用电、用气、职业健康、特种设备等安全管理制度；

（十）安全生产档案管理制度；

（十一）其他安全生产工作制度。

第十三条　园区管委会应当结合园区发展规划及产业导向，对入驻企业查验相关证照，审查安全生产条件，实施安全生产告知和承诺制度。

园区管委会及其安全管理机构发现新、改、扩建生产经营单位未履行安全设施 “三同时”审查手续，擅自投建的应及时予以制止，督促其依法履行相关手续。对不执行安全设施“三同时”规定，擅自投入生产的，应当报告并配合市、县（市、区）安监部门依法立案查处。对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矿山、民用爆破器材生产、建筑施工等从业单位未办理安全生产相关行政许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当及时督促其办理相关许可手续，对拒不办理的，应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相关部门报告，并配合安监部门依法予以查处。

第十四条　园区管委会负责园区公共区域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定各项管理制度，保证安全生产投入。

园区厂房结构和公共设施、设备等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

第十五条　园区安全管理机构应当对入驻企业的下列安全生产事项进行重点检查：

（一）检查督促园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按照有关规定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二）检查督促园区内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完善各类安全操作规程并监督实施；

（三）检查督促园区生产经营单位按照《四川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规定》（四川省人民政府第216号令）全面落实各类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建立健全下列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1．安全生产投入保障制度；

　　2．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论证、评价和管理制度；

　　3．设施、设备综合安全管理制度以及安全设施、设备维护、保养和检修、维修制度；

　　4．有较大危险、危害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设施、设备安全管理制度；

　　5．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制度；

　　6．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7．劳动防护用品使用和管理制度；

　　8．安全生产检查及事故隐患排查、整改制度；

　　9．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和责任追究制度；

　　10．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管理考核制度；

　　11．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制度；

　　12．现场安全管理和岗位安全生产标准化操作制度；

　　13．安全生产会议管理制度；

　　14．应急救援预案和应急体系管理制度；

15．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制度；

16．消防、运输、储存、防灾等其他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四）检查督促园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加强特种设备设施安全管理，确保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厂内机动车辆、起重设施等特种设备设施定期检测率达到100%，并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禁止使用的工艺和设备；

（五）检查督促园区内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依法参加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的培训与考核，并持证上岗，督促园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开展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六）检查督促园区内生产经营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安全生产费用，用于隐患整改和改善劳动条件；督促园区内生产经营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从业人员配备劳动防护用品、参加工伤保险；督促园区内有关生产经营单位按规定缴纳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

（七）检查督促入园企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定期进行演练；

（八）通过适时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同类企业交叉检查、日常巡查等方式，及时排查整改园区内重点生产经营单位的各类事故隐患，对现时难以整改的，要责成相关单位制定防范措施，并实施跟踪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　入驻企业不得擅自改变厂房的生产使用性质、建筑结构。承包租赁活动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将生产经营的项目及有关业务转交给不具备相应安全生产条件的单位或个人，不得将不具备相应安全生产条件的场所、设备、设施出租给他人使用，也不得租赁使用不具备相应安全生产条件的场所、设备、设施。

入驻企业将厂房、场所出租、转租或者转让，致使企业安全生产状况或危险等级发生变化的，应当事先告知园区管委会相关机构，并按企业改建的要求到安监部门履行安全设施“三同时”审查备案手续。

第十七条　园区内项目建设单位应当与施工单位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和施工单位及其有关施工人员、设施、设备的相关安全资质和证明，以及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履行安全报监手续等情况，应当报园区安全管理机构备案。

项目建设单位负责施工项目安全生产的协调、管理。项目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当遵守国、省、市有关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的相关规定。

对进入园区的其他流动作业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参照本条前两款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鼓励园区管委会和入驻企业依法委托安全生产咨询服务机构提供安全生产技术、管理咨询和服务，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园区管委会及其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每年应适时组织市内外安全生产专家对园区内重点企业开展有针对性的隐患排查，及时发现和督促治理入园企业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



第五章附 则



　　 第十九条　各园区管委会应根据本办法的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并报市、县（市、区）安监局备案。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南充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原文刊发于《法治理论探索》书刊基本参数：ＩＳＢＮ７-２２４-０７０４４-０／Ｄ.１０６０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０月第１版)

论辩诉交易制度的合理性及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可行性

蔡书芳
(西安市行政学院 西安 710054)


内容摘要 辩诉交易制度在部分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获得了长足发展，其在理论层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认的检察机关依法享有撤回和变更诉讼的权利，以及相关的司法实践都为我国推行辩诉交易提供了可行性。
关键词 辩诉交易 刑事诉讼 合理性 可行性

我国司法机关由于受刑事案件不断增长而司法投入不足的巨大压力，在实行普通程序简易化的改革中开始关注“辩诉交易”制度。2002年4月11日，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根据公诉机关的申请，适用“辩诉交易”审结了一起故意伤害案。 这种冒着违反刑事诉讼法的风险而进行的司法实践，引起诉讼法学界和司法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议。尽管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权威人士明确表态，“目前检察机关在办案中不能适用辩诉交易制度”，但对于能否在我国的“超越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传统的土壤里，接受“当事人主义”的产物，却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有其利弊，辩诉交易确实存在排斥和变异的危险。为此，本文将从辩诉交易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辩诉交易制度的合理性入手，对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可行性做一探讨。
一、辩诉交易制度的起源及发展
辩诉交易是主要存在于美国的一项刑事审判程序制度，德国、意大利也有其“变异”形式。实质意义上的辨诉交易制度产生于十九世纪的美国，根据美国1974年修订的,《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4章第11条，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在案件进入正式审理前或审理过程中，检察官与被告人或其辩护人达成协议，如果被告承认有罪，作有罪答辩，或者作不愿辩护也不承认有罪的答辩，那么检察官则降低对其指控的强度（或将重罪名变更为轻罪名，或减少指控的罪数或建议法官从轻处罚）。双方讨价还价，一经达成协议，案件就不再进入实质性的审理阶段，法官只须确认协议双方是否完全出于自愿以及协议的真实性即可判决，并在判决中体现协议的内容。在这一审判程序中，因检察官和被告的“交易”行为起着主导作用，法官的判决主要依据双方的协议，因此称之谓“辩诉交易”程序。1970年美联邦最高法院在Brady.V.US.案件和1971年在Santobello.V.New.York案中分别以判例的刑事确认了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1974年，美国在《联邦刑事诉讼规则》修订案中正式以成文法的形式对这一程序进行了明确规定。
发源于美国辨诉交易制度，不仅在美国国内得到发展而成为美国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他国家也有所建树，并得以开枝散叶，只不过在表现形式上略有差异，典型者当数意大利。相比于美国，其特点有三：（1）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不得就被告人被的罪名进行交易；（2）最高减刑幅度为法定刑的三分之一并且最终判刑不得超过两年有期徒刑或拘役；（3）即使检察官不同意，被告人在仍然可以要求法官减刑三分之一。“其意图是使减轻判刑适用于所有愿意进行辩诉交易的被告人，而不论检察官是否同意反映了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
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界对“辩诉交易”程序早有关注，不少学者提出我国应移植美国的这一审判程序。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处于不断变革的进程中，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国内各种形式的犯罪案件不断增加，造成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数量越来越大，积案现象严重，为提高刑事诉讼效率，解决积案问题，理论界呼吁改革现有的刑事诉讼制度，建立我国的辩诉交易程序，甚至于实务界，也出现了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铁路运输法院在2002年4月运用辩诉交易程序审结一起故意伤害案的实例。2002年，中国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年会上，围绕我国能否引进辩诉交易，与会专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形成了肯定说、否定说和缓行说三种不同的观点。肯定说从尊重当事人自由处分权，建立纠纷解决的协商机制，提高刑事诉讼的社会效益等方面主张引进这一程序；否定说从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客体地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和辩诉交易本身所固有的缺陷方面，认为我国不具有引进这一程序的基础和司法环境；缓行说认为，我国现有的法官、检察官素质不高，司法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尚未建立，律师制度尚不完善，司法腐败现象较为严重，在这种背景下，匆忙引进辩诉交易制度，使制度的越位和超前。
同时，与会的法学专家、学者们对于辩诉交易制度的界定也是众说纷纭、难以达成一致的观点。纵观陈述，举其要者，主要有以下观点。
第一种界定，认为严格意义上的辩诉交易制度是指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在正式审判开始前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问题所进行的协商和交易。
第二种界定，辩诉交易又称答辩交易和有罪答辩。它是指检察官在被告人律师的帮助下，就案件的处理问题与被告人协商、谈判甚至讨价还价，以促成有罪答辩从而不经审判而了结案件的一种诉讼方式。
第三种界定，辩诉交易是指检察官和被告方在答辩前私下进行种种协商、妥协，最后达成协议：被告人答辩有罪，检察官则相应地减少控罪或降低控罪的幅度，或者向法院提出对被告人减轻刑罚的建议。
第四种界定，辩诉交易是美国的一项司法制度，指在法庭开庭审理之前，处于控诉一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消指控、降低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被告人的认罪答辩。
第五种界定，辩诉交易是美国刑事诉讼中，在开庭审理前解决案件的一种重要方式。具体指起诉和辩护双方律师在庭外进行磋商和谈判，起诉方以撤消部分指控、降低指控或者建议法官从轻判处等许诺，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以便节省审判所需的时间和开支，特别是避免审判的不确定性。在此磋商的过程中，双方律师要经过认真的准备，可能还要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如同市场上做交易那样，故称谓“辩诉交易”。
第六种界定，辩诉交易指处于控告方的检察官和处于被告方的辩护律师进行会商和谈判，以撤消指控、降低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或满足控方其他要求。如果交易成功，达成协议，经法官审查系被告人出于自愿，协议内容合法，便加以采纳，直接对被告人定罪判刑，不再进行开庭审理 。
二、辩诉交易制度的合理性
作为一种制度能同时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国家得到充足发展，这本身就说明其存在具有合理性。不管是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还是意大利的辩诉交易制度，其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即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并非绝然对立，二者能够在司法实践中达到协调统一，一定程度上来说，更佳的效率往往是更大的公正。只不过意大利的辩诉交易制度对判刑方面和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做了一定的限制，但这并没有掩盖二者各自的合理性。
从理论层面看，每个国家在其刑事司法制度的运作过程中，都希望追求效率与公正之间的平衡。然而，每个国家都不免不了这两项价值目标的冲突，而解决这一冲突的最现实的方案就是：冲突双方或一方做出牺牲或割让。要想“鱼与熊掌”兼得，是不现实的，也是非理性的。而辩诉交易制度的实行，无疑符合上述方案的设计原则。通过这一制度的运作，可以节省国家的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被告人自愿认罪，既有利于刑罚的执行机关对其教育、改造，也有利于其本人的恢复矫正和回归社会。对于被害人来说，“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及时地对被告人处以刑罚，可以给予其些许安慰，体现刑罚的抚慰功能。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司法公正的目标，使得效率与公正达到协调与统一，从而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惩罚犯罪，保障人权。
从现实的运作来看，辩诉交易也确实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潜在价值。“美国有90%的刑事案件是通过这一制度来解决的”。 在意大利，其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具体而言，检察官选择辩诉交易减轻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在有罪证据不够充分的情况下败诉的危险；法院选择辩诉交易使得案件审理由实体审转为程序审，节省了庭审时间，只需查明被告人对交易是否出自本人意愿；被告人选择辩诉交易可使其避免承受较重刑罚的风险，避免旷日持久的心理负担、精神折磨及经济损失；辩护律师选择辩诉交易，最大限度地维护被告人的利益，使其尽快从久拖不决的诉讼中解脱出来去寻求新的交易机会，符合律师的职业特征，利于律师职业能力和社会威望的提高。
综上，作为一种先进的刑事诉讼制度，在理论上具有其合理性，在实践中有其运作的空间。我们应吸收其合理内核，加以规范，为我所用。
三、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可行性
虽然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辩诉交易这一制度，但正如梅因所言：“在进步社会中，社会需要和社会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走在法律前面，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缺口的结合处，但永远存在的趋向是要把这缺口重新打开来。因为法律是稳定的，而社会是进步的，人民幸福的或大或小，完全取决于缺口缩小的快慢程度”。 就此而论，现代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为我国的普通程序简易化的改革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诉讼制度范例，辩诉交易制度不仅可以在惩罚犯罪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且有助于兼顾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价值。同时，有利于将我国长期实行的“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机制法定化并真正贯彻执行，真正体现鼓励被告人认罪的精神。
从我国法律规定来看，首先，我国刑事诉讼确立的是以起诉法定主义为主，以起诉便宜主义为辅的二元并存的起诉制度，检察机关可以根据犯罪的轻重，行为人的个人情况及其表现，胜诉风险大小及诉讼效率等因素综合评定，最终做出是否起诉的决定。而且刑事诉讼法还明确规定了三种不起诉形式，给予检察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其次，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从相反的角度出发，可以这样理解这一规定：“既然适用了简易程序，那么本案的量刑最多也不会超过三年。”这恰恰就为控辩双方创造一个机会——如果被告人所面临的指控不是很严重，而检察机关的证据又不是很充分，与其双方为了一个不可预期的判决结果在法庭上争论不休，还不如达成一笔“交易”。这对于检察机关、被告双方而言，都部分地实现了预期的利益。对于在中国面临“错案追究”以及讲究“业绩”的法官来说，利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从上述的分析可知，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为推行辩诉交易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而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由于受传统文化、民族习惯以及现有的一系列司法制度所固化或强化的社会心理和司法理念的影响，把“交易”运用到司法环境中，一定程度上难以被广大公民所接受，但是现实中确实存在着类似的交易，只是“这一切肮脏的事情都是在‘暗箱作业’中完成的，而追求正义的法律程序必然是公开的、透明的。” 这种暗箱操作的存在，滋生了司法腐败，诱发了司法不公，破坏了司法权威，降低了司法效益。但另一方面又恰好说明“辩诉交易”在我国具有可行性。如检察机关在调查受贿案件中，为了得到行贿人的配合及获取有力的证据，往往暗示或明确承诺对行贿人不予或轻予追究刑事责任，这是有违现行法律规定的，但事实上却是存在着的。倘若实行“辩诉交易”，这种行为可在阳光下进行，同时也可消除其负面的社会影响。
同时，我国司法资源有限，高技能的司法人员匮乏，资金、设施及后勤保障水平滞后，如何合理地配置司法资源，实现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双重价值目标，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引入辩诉交易制度，能够使得司法资源得到合理地配置，减少不必要的诉讼环节，集中力量办好其他的大案、要案。
由此可知，在我国推行辩诉交易制度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在立法最终对其确认之前，还必须对该制度的适用对象、适用范围、约束机制等加以研究，防止司法腐败等问题的产生。而那已不是本文所要详加论述的问题，在此，只能从宏观的方面对此做一概述。首先应该限制监察官的自由裁量权，防止司法腐败的发生。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 在“交易时，应充分听取被害人的正当意见。以便通过派出各方偏见，不必要的社会影响和不着边际的连环关系中的重荷，来营造一个平等的场所。”同时，检察官应履行其在辩护交易中所作的承诺。其次，法官应审查被告人认罪是否出于本人的真实意愿，审查是否做了公开记录，以表明交易的结果符合程序法的规定，使程序的运作“能够对判决结果做出充分地合理性的证明，使程序参与者确认自己受到了公正的对待。” 再次，交易应通过律师进行，完善证据展示制度，让辩护律师充分了解控诉方掌握的证据。最后，应对采用辩诉交易处理的案件范围做出限制，禁止双方就罪名交易，对被告人的刑罚减轻幅度不应超过三分之一，以期最大限度地避免其负面影响。
四、结语
在司法资源有限与犯罪高速增长双重的挤压下，“辩诉交易”孕育而生，成为不少国家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特别审判程序。尽管人们对其评价褒贬不一，但从趋势上看，它似有继续扩大使用范围的可能。我国正在对庭审方式进行抗辩式或称对抗式改革，我们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辩诉交易这一当事人主义和对抗式刑事审判程序的产物，在我国的“超越职权主义”的诉讼诉讼传统的土壤里如何生根发芽、开枝散叶。
因此，尽管国内对于建立辩诉交易制度的反对声此起彼伏，但笔者仍希望通过对辩诉交易制度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讨论，能够对提高刑事诉讼效率，解决现阶段积案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在实践的范畴有所帮助和启示。
参考文献：
“国内辩诉交易第一案”，载于2002年4月19日《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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