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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告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市公安局



根据教育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和《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结合北京市的具体情况，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了《北京市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办法（试行）》，现
予公布，请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申办单位和中介机构遵照执行。
特此通告。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教育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自费出国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和《自费出国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结合北京市的具体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开展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的机构（以下简称中介机构）及其相关的中介服务活动。
第三条 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活动是指向服务对象提供自费出国留学咨询服务、培训服务、法律服务、入学申请和签证服务以及经审批单位批准的其它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
第四条 举办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的单位必须是在北京市行政区内正式注册的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教育机构或教育服务性机构。
第五条 中介机构部门以上负责人应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熟悉我国和相关国家的教育状况和自费出国留学政策，或者从事过教育或法律工作；工作人员的构成应包括外语、法律、财会和文秘资格的人员，中介机构工作人员不得少于5人，法定代表人要有北京市常住户。
第六条 中介服务的主要对象为已完成高中教育或高等教育后申请出国留学的具有北京市常住户口的公民。在校大专以上学生自费出国留学需符合《关于自费出国留学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第七条 中介机构要有一定数量的备用金，用于其服务对象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的赔偿，备用金数额为100万元人民币。

第二章 中介机构的要求和申办程序
第八条 申办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业务的单位，应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提出申请，填写《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资格申请表》，并提供下列材料（所有材料一式四份）：
（一）申请表；
（二）申办单位法人证明；
（三）中介机构法定代表人和主要工作人员身份证明、户口簿的复印件、本人简历和经公证的学历证明；工作人员名单和简历；
（四）与国外高等院校或其他教育机构直接签署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自费留学合作意向书或协议书（中、外文本）；
（五）经我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国外签约方的法人资格证明；
（六）申办单位资信证明或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或审计报告；
（七）中介机构章程；
（八）拟开展中介服务业务的工作计划、业务范围、收费标准的说明。
（九）可行性报告（应包括相关国家教育状况及留学政策的分析）；
（十）与服务对象签署的中介服务协议书样本；
（十一）办公场所使用证明（场地租赁合同、房地产证）和办公设施证明。
第九条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在受理申办材料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受理材料的审核，征得北京市公安局意见后分别报送教育部和公安部核准。教育部商公安部审批后，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向符合条件的申办单位发放《资格认定通知书》。
第十条 申办单位接到《资格认定通知书》后，应与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公安局签定《委托监管备用金协议》，并将备用金存入指定国有银行的委托帐户，凭该银行出具的存款证明到北京市教育委员会领取《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认定书》。
第十一条 申办单位持《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认定书》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申请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后，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北京市公安局备案。

第三章 中介服务机构的运营
第十二条 获得资格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机构（以下简称中介机构）不得设立分支机构开展中介服务，不得以承包或转包等形式委托其他机构或个人开展中介服务业务。
第十三条 中介机构不得到学校开展自费出国留学咨询、讲座、座谈会、介绍会、说明会等形式的自费出国留学招生活动，不得到学校散发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宣传品或广告。
第十四条 中介机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与其服务对象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协议书》，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协议书》内容变更后须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备案。
第十五条 中介机构要根据其服务对象的需求提供包括语言、心理素质、相关国家教育概况和文化背景知识等培训。
第十六条 中介机构在机构名称、法定代表人等事项发生变化时，应按规定重新办理资格认定手续；当中介机构住所、其他主要工作人员发生变化时，应在30日内报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北京市公安局备案，同时依法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变更登记或备案。
第十七条 中介机构与国外高等院校或其他教育机构签署的合作意向书或协议，要报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确认，并以此作为发布自费出国留学服务广告的必要凭证，发布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广告须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
第十八条 《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认定书》有效期5年，中介机构应在有效期截止前90日内，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重新申请资格认定。申报材料和申办程序按第二章规定办理。
第十九条 中介机构应在破产、解散、停业60日前，以书面形式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提出终止中介服务申请（包括处理善后事宜的措施、期限和留守人员名单），缴还《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认定书》；经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商北京市公安局审核后报教育部和公安部核准，在
接到核准通知书后10日内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变更或注销，并向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备案。

第四章 对中介机构的监督、检查和处罚
第二十条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对本市的中介机构进行日常管理。中介机构要按年审要求，于每年1月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分别提交上一年度经营状况报告、本年度工作计划以及上述机关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二十一条 对在经营中有违法行为或已不符合资格认定要求的中介机构，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对拒不按期整改或者有上述情形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征得北京市公安局同意后，提出取消其中介服务机构资
格建议，报教育部和公安部审批后向该中介机构下达取消资格通知书。被取消资格的中介机构应在接到通知书后10日内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缴还《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认定书》，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或者变更登记。
第二十二条 对未经资格认定、擅自开展中介服务的机构，由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公安局依法查处。

第五章 备用金的管理与使用
第二十三条 备用金及其利息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北京市公安局按照《委托监管备用金协议》实行监管，未经监管部门的共同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动用。
第二十四条 备用金及其利息归中介机构所有，不得用于本《办法》第七条以外的用途。若中介机构解散、破产、合并，其备用金及其利息作为中介机构资产的一部分，按照有关的规定处置。
第二十五条 中介机构无力按照仲裁机构的裁决和人民法院的判决进行赔偿，或者无力支付行政罚款、罚金时，可以书面形式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北京市公安局提出动用备用金的申请（附仲裁机构、行政管理机关、人民法院的裁决书、处罚通知书、判决书的复印件），经批准动用备
用金后应在2个月内补足备用金，备用金未补足之前，暂停中介服务。中介机构拒不支付罚款、罚金，拒不执行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裁决或判决的，由执行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第二十六条 中介机构被取消中介服务资格或者主动终止中介服务业务后，如90日内未发生针对该机构的投诉或诉讼，凭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北京市公安局开具的证明，到开户银行领取其备用金及其利息。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暂不受理境外机构、外国在华机构以及中外合资机构和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认定的申请。上述机构不得在京从事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活动。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9年11月2日
设立人身伤害犯罪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必要

俞志银


内容提要：
侵犯人身权民事行为，受害人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但对于以侵犯人格权为客体的犯罪行为，如杀人、伤害、强奸犯罪等刑事案件，这些行为在民法上又属于损害人格权的侵权行为。根据现在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犯罪行为对被害人同时造成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的，被害人能否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向被告人主张物质损失赔偿及精神损害赔偿或单独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笔者主张，对人身伤害犯罪的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应当给予支持，确定对侵犯人格权为客体的犯罪行为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将是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是对《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立法补充。这个司法解释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人格权以及身份权进行司法保护方面的重大突破，其中明确因人身权遭受到非法侵害时，受害人可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突破了《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只规定“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四种权利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为此，单纯的侵犯人身权民事行为，受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有了法律依据。但对于以侵犯人格权为客体的犯罪行为，如杀人、伤害、强奸犯罪等刑事案件，这些行为在民法上又属于损害人格权的侵权行为。根据现在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受害人不能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第一，从法律依据看，刑诉法第七十七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为物质损失，在刑诉法司法解释第八十四条进一步明确仅限于直接物质损失，应该说法律十分明确地规定附带民事赔偿范围不包括精神损失。第二，从理论上分析，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首先是刑事审判，依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因而附带民事诉讼不完全等同于一般单纯的民事诉讼，它在程序上是以刑事诉讼为主，在实体上以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为前提，民事赔偿不能减轻或免除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那么，被告人犯罪后，既要受到与之相适应的刑罚处罚，还要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第三，精神损害的范围十分广泛，自然人犯罪中几乎案案有精神损害，而且精神损害的程度也难以准确测定。 因此从刑事诉讼效率角度上考虑，精神损害未列入附带民事诉讼是可以理解的①。但犯罪行为对被害人同时造成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的，被害人能否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向被告人主张物质损失赔偿及精神损害赔偿或单独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如前所述，我们会不约而同回答是肯定的。然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7月15日发布法释[2002]17号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批复再一次封杀的刑事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诉权。支持观点认为：这种情况虽然从形式上看是民事诉讼，但其本质仍然是刑事案件派生而来的赔偿问题，它与民事侵权行为引起的单纯民事赔偿问题有着质的不同。单纯民事案件的被告只承担民事责任。如前所述，刑事被告人除了承担赔偿被害人损失的责任外，还必须承担刑事责任——被剥夺自由甚至生命，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如此，在刑事部分与民事赔偿部分分开审理的情况下仍旧如此。在对刑事被告人判处刑罚之后，还要让其承担与民事诉讼完全一样的赔偿责任，显然有失公允。因此即便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只能支持其物质损失而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
对于以侵犯人格权为客体的犯罪行为，如杀人、伤害、强奸犯罪等刑事案件，这些行为本身首先是一种严重的民事侵权行为，所造成精神损害理应得到赔偿。其次，法律既然肯定侵害人身权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予以物质赔偿，又否认人身伤害的精神损害赔偿，是立法上的自相矛盾。因此如确定对侵犯人格权为客体的犯罪行为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将是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在现代社会和现代法制条件下，对人身伤害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已经成为普遍的制度。凡是在侵权行为中，受害人受到人身伤害，造成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侵害的，受害人或受害人的近亲属，都可以依据国家的法律请求抚慰金，填补因为人身损害所造成的精神痛苦的损害。《德国民法典》第823条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者，对被害人负损害赔偿的义务。”第847条规定：“（1）不法侵害他人的身体或健康，或侵夺他人自由权，被害人所受侵害虽非财产上的损失，亦得因受损害，请求赔偿相当金额。（2）前项请求权不得让与或继承，但请求权已以契约承认或已发生诉讼拘束者不在此限。对妇女犯有违反不道德的罪行或不法行为。或以诈欺、威胁或滥用从属关系，诱使妇女允诺婚姻以外的同居埏，该妇女享有与前项相同的请求权。”上述规定，包括了侵害人身权的财产损害和无形损害的两项赔偿制度。《瑞士民法典》对人格权的保护作了原则的规定，新债法第55条规定：“由他人之侵权行为，于人格关系上受到严重损害者，纵无财产损害之证明，裁判官亦得判定相当金额之赔偿。”第49条第2款规定：“人格关系受到侵害时，对其侵害情节及加害人过失重大者，得请求抚慰金。”
总之，侵害人身权的精神损害赔偿作为侵权损害赔偿的一项原则，已为中外立法与司法实践普遍承认。虽然这一赔偿不能消除受害人的痛苦，但它可以抚慰受害人受到伤害的心灵，受害人可以用所获得的金钱进行一些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活动，使其从中得到乐趣，从极度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这一赔偿还可提高受害者的人身价值和尊严，惩罚加害方的侵权行为，有利于防止侵害生命健康权行为的发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平，维护社会公共秩序
设立人身伤害犯罪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意义和作用。
首先，设立人身伤害犯罪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民事侵权范畴中人身伤害抚慰金赔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人格权的问题上，人格权体系随着社会的进步呈不断扩张的趋势，具体表现在：一是人格权愈来愈受立法者的重视，二是人格权的范围不断扩大，三是法律对人格权的保护愈来愈周密。作为民事主体存在于社会之中的人，必然存在物质利益和人身的非物质利益，而在人格权方面，尤其是在物质性人格权方面，这两种利益孝必然存在，并且构成密切的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们的价值观念逐渐地发生变化，并且从量的积累发展到质的飞跃，终于使那种把人的存在归结为财产权益的拜物教观念已经过时，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权利的价值。
其次、确立人身伤害犯罪的抚慰金赔偿制度是保护公民人格利益的必要手段。公民的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遭受侵害，特别是遭受犯罪行为的侵害，必然会造成财产上的损失，但同时也必然会造成精神上的创伤。在尊重人的精神价值的现代社会，平复这种精神利益的损害，必然要求民法动用它的独特的救济立法即财产赔偿的立法。这种立法的表现形式，就是人身伤害抚慰金。在刑事立法方面，对于附带民事诉讼方面，在适用法律方面，也要求适用民法方面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诉讼的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那对于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侵权行为案件，适用民法有关规定，应是这类案件的法律依据，然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7月15日发布法释[2002]17号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该批复已然超越司法解释权限。损害了受害人合法权益，这与贯彻人格尊严不可侵犯的宪法原则相违背。当然，我国是一个有漫长封建社会历史的、传统观念很深的国家，封建余毒残存，人民法律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另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高，如果所有的人身伤害犯罪的受害人都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必然影响社会的稳定。但是种种的理由，都不能成为任意违反宪法原则，随意作出违宪行为的借口。在现代法治社会的经济、人文环境下，抚慰金的功能，体现了它是保护公民人格利益的必要手段。给予受害人金钱赔偿，使受害人在经济生活上获得利益，自有助于受害人克服其精神上的损害。既然抚慰金具有如上功能，如果对于人身伤害犯罪只处罚刑事责任及赔偿财产损失，对于同时造成的精神创伤等损害不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话，对于人的生命健康权的保障就是不完整的，残缺不全的②。
人身伤害犯罪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符合侵权赔偿构成要件。
首先，有损害的事实发生。这是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有损害事实的存在，侵害人才承担赔偿责任，对精神损害事实的认定，可依据以下三点，有其中之一的，即可认定是有损害事实的存在：1、内在的精神损害。即依据被侵权对象本身的自然界反应和外部表现来验证，如侵害行为导致受害人悲痛、精神抑郁甚至精神失常等。2、外在的精神损害。即依据社会的反应来验证，如侵害行为使公众舆论或有关组织对受害人的品德、声望、信用等评价有所降低等。3、依据间接的财产损失来验证。如公民受到侵害后，无法正常工作或劳动，以致收入减少。
第二、精神损害的违法性。行为人的侵害行为必须违法，这是精神损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基本条件，这与其他损害赔偿是相同的，人身伤害犯罪行为，不仅违反刑事法律，而且同时违反民法的有关规定。人身伤害犯罪的精神损害行为有其本身的特点：精神损害行为是作为的违法行为，而非不作为的违法行为；精神损害行为指向的内容必须是特定的，即依据民法通则及最高院的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司法解释规定的权利范围；损害行为指向的主体也是特定的、具体的。
第三、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存在着因果关系。民法规定行为人对其侵害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负赔偿责任，如果精神损害事实的发生与侵害行为无因果关系，行为人就不承担赔偿责任。在这一点上，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侵害人身权的犯罪，就一定会发生精神痛苦，只是精神损害后果的大小不同而已；对人身权的侵犯，其行为与后果之间常常需要一个转换环节，即侵害他人人身权产生的精神损害后果往往是以间接的方式表现的。许多侵害人身权的犯罪行为都是通过公众舆论的力量，并借助于人们的自尊心和名誉感而致损害③。
第四，侵权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是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主观要件。过错是侵权行为人在侵害他人人身权时的一种心理状态，分为故意和过失。侵权行为人只有主观上有过错，才承担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故意和过失的反映出有侵权行为的主观因素不同，对受害人所产生的精神损害就有轻重之别。对于故意伤害人身权的犯罪行为应承担较重的民事责任。
参考书目：
（1）湖北高院研究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程序问题研究》（人民司法2000年第六期）
（2）杨立新：《民法判解研究与适用》第153—161页
（3）杨美华、孙曙东：《谈精神损害赔偿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