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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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


商务部关于印发陈德铭同志在全国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试点工作会议上讲话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
　　2010年10月21日，商务部在上海召开全国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工作会议，党组书记、部长陈德铭出席会议并讲话。现将讲话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商务部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五日



　　　　　　　　在全国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试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商务部部长 陈德铭
　　　　　　　　　　　　　　　（2010年10月21日）

同志们：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全领域，将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作为今后五年的重要任务，并提出坚持发展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菜篮子”不仅连着经济增长，更是连着民生。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期专题研究蔬菜供应问题，并下发文件进行部署。各地、各部门做了大量工作，但保供稳价形势仍不容乐观。今年以来，我国气候异常，极端天气时有发生，一些地区相继发生了干旱、洪涝等特大灾害，对瓜果、蔬菜等重要农产品生产造成较大影响。10月份，海南遭遇了49年来最大强度降雨天气，灾情之重历史罕见，种植业损失严重。海南是我国重要的蔬菜生产基地，这次洪涝灾害不仅影响到当前市场，可能也会影响到全国冬季蔬菜供应。据监测，10月11日至17日，全国主要大中城市蔬菜价格同比上涨50.4%。因此，我们一定要深刻理解市场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扎扎实实把蔬菜市场供应的有关政策措施和工作要求落到实处。各地要围绕加快建立畅通、高效、安全、有序的蔬菜流通体系，进一步做好加强流通设施建设、加大产销衔接力度、提高应急保供能力、完善市场监测预警、规范市场秩序等工作。特别是要进一步细化“菜篮子”市场保障供应应急预案，加快完善蔬菜、肉类等重要商品储备制度，建立城乡之间、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的应急供应协作机制，充分发挥大宗农产品骨干企业在市场调控中的作用，并善于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解决好“买难”、“卖难”问题。
　　为进一步提高我国肉类蔬菜质量安全和供应保障水平，商务部、财政部决定开展肉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试点，并于日前联合下发了指导性文件。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文件精神，部署肉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并开展相关经验交流。刚才，上海、青岛、宁波、大连、杭州几个城市的市长作了很好的经验介绍和发言，听了很受启发，感到振奋和鼓舞。房爱卿同志代表商务部与试点城市签定协议，标志着这项工作正式启动。下面，我代表商务部讲几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建设肉菜流通追溯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肉菜是与百姓日常生活最为密切的食品。保障“一荤一素”的供应和质量安全，人民群众生活、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就有了更大保障，满意度也会显著提升。作为最重要的两类农产品，肉菜流通方式逐步走向现代化，必然带动农产品流通现代化和流通发展方式转变。这两项任务完成好了，商务主管部门才算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反过来，如果肉菜质量安全问题频发，流通方式落后，商务主管部门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因此，我们会同财政部，依托试点城市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建设肉菜流通追溯体系，促进肉菜流通的安全、高效，是一项以人为本的民心工程，一项转变流通方式的提升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建设追溯体系，是提高肉菜质量安全水平，保障和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我国食品安全工作不断加强，食品安全形势总体向好，但基础依然薄弱，问题时有发生，形势不容乐观。肉菜与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直接相关，质量安全状况更是备受关注。近年来曝光的“毒豇豆”、“瘦肉精”、“发光猪肉”等事件虽属个别情况，但涉及种植养殖、加工、批发、零售等多个环节，不仅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打击消费信心，而且损害了政府公信力，甚至产生了恶劣的国际影响。如果不从源头和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人民群众不满意，以人为本与社会和谐更是无从谈起。我们必须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依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不断探索，着力推动解决。
　　流通领域肉菜质量安全问题多发，一个重要原因是经营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我国肉菜经营集中度低，包装化、品牌化程度不高。90%-95%的蔬菜经营户是个体，散装和无包装蔬菜占87％以上；75%以上的生猪定点屠宰企业是手工和半机械化操作，白条肉、非包装肉占90%以上，进货查验、索证索票、购销台账等制度难以落实。另外，我国食品质量安全监管涉及多个部门，尚未建立统一的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经营者身份、肉菜来源、流向及质量等信息大部分是纸质的、零散的，标准化、规范化不足，难以实现互联互通、多方共享，让不法分子有隙可乘。
　　建立肉菜流通追溯体系，不替代任何监管部门的职责。目的是使各流通节点的信息互联互通，形成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证、责任可追究的质量安全追溯链条，变“点监管”为“链监管”，既充分发挥各监管部门的职能，又加强部门间的执法协作，实现肉菜质量安全的全过程无缝隙监管。这样，出了问题可以很快查到责任主体，避免打击一大片。故意制售有害食品的不法分子将不敢肆意妄为，守法的经营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会在食品质量安全上严格把关。追溯体系和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建设，将大大增强商务主管部门为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支持和服务的能力，加大执法监管力度；还可以为消费者查询和维权提供帮助，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二）建设追溯体系，是发挥商务主管部门职能，加强流通行业管理的迫切需要。
　　实行索证索票和台账管理，是《食品安全法》规定的硬性措施。鼓励和支持食品经营者采用先进技术手段，记录食品的来源、流向及相关信息，是《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的重要原则。《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还规定了商务主管部门在食品经营行业管理方面的职责。推动建设肉菜流通追溯体系，是商务主管部门实施行业管理的重要抓手，可以推进产业结构优化，促进食品经营行业健康发展，对整个流通行业发展也十分重要。追溯体系建成后，流通信息的标准化、电子化就会实现，索证索票和台账管理就会更加规范，监管部门的监管效率会显著提高，行业管理与执法监管的协作配合会更加密切，肉菜质量安全就会更有保障，商务主管部门的作用也会更好地发挥。
　　建设肉菜流通追溯体系，也是商务部支持和保障城市“菜篮子”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目前大中城市肉菜供应量平均70%以上来自外埠，本地菜比重持续下降，特别是北方城市本地菜比重更小，保障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强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落实食品安全地方政府责任，在稳定和提高城市自给能力的同时，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否则每个城市、每个地区都会孤掌难鸣，出了问题也难以追溯源头。建设追溯体系，就是为了顺应全国农产品大流通的趋势，消除“信息孤岛”，逐步实现产、运、批、零全程的链式管理，加强市场监测及运行调控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在保障供应和质量安全上为市长们提供服务，当好帮手。
　　（三）建设追溯体系，是推进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转变流通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现代流通迅速发展，但总体上仍较落后，批发市场、集贸市场等传统渠道仍承载着80%以上的生鲜农产品流通量。流通组织化、信息化程度低，设施简陋，方式粗放，98%以上的批发市场仍以现货现金、一对一的对手交易为主；流通链条长、环节多，流通成本高、损耗大、效率低，质量安全难以保障。以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食品质量安全为主攻方向，以建设肉菜流通追溯体系为突破口，促进农产品流通的现代化，是转变流通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
　　最新研究表明，信息化已经成为流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流通方式创新的重要载体，发达国家流通业的技术应用程度仅次于金融业。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为我们转变流通发展方式指明了方向。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互联网的深入发展，“物联网”、“智慧地球”、“未来城市”等概念的提出，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强大武器。建设追溯体系，就是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流通企业业务流程再造，优化肉菜流通交易和管理方式，促进连锁经营、现代物流和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方式发展，提高肉菜流通的组织化程度；创建放心肉菜渠道品牌，扩大品牌化、包装化、标准化肉菜的市场占有率；通过技术手段采集、分析、运用农产品流通信息，稳定以销定产的协作关系，提高质量安全监管水平。总之，从肉菜到农产品，从试点到覆盖全国，以点带面，流通信息化、现代化的步伐就会加快，流通发展方式的转变就会大有希望。
　　2009年，商务部、财政部在全国10个省市开展“放心肉”服务体系建设，上海、青岛等部分城市探索建立猪肉质量安全信息可追溯系统，取得了积极成效。有的城市还将追溯产品扩大到了蔬菜，进行了积极尝试。特别是上海市，由于肉菜流通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和标准化建设、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起步较早，基础较牢，效果也比较好，为我们开展试点积累了宝贵经验。这充分说明，开展肉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试点是有基础的，实践证明也是可行的。希望各位市长和各地商务主管部门的同志高度重视，增强信心，把这项利国利民的大事抓紧抓好。
　　二、建设肉菜流通追溯体系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务
　　商务部、财政部印发的肉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指导意见，是在充分调查研究、总结地方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基本思路是，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信息技术为手段，以法律法规标准为依据，以发展现代流通方式为基础，实现索证索票、购销台账的电子化，切实提高肉菜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加快流通现代化进程和发展方式转变。
　　（一）以信息技术为手段，兼顾多样性与统一性。
　　采用先进适用的信息技术是追溯体系建设的核心，没有信息技术支撑，追溯体系的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推进肉菜流通信息化的过程中，应处理好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多样性是指信息采集手段和载体可以采用多种技术模式。当前，无线射频识别（RFID）、集成电路（IC）卡、条形码以及互联网等技术和方式相对成熟。上海、青岛、南京等地采用比较成熟、成本较低的集成电路技术，成都、无锡等地则采用成本相对较高的无线射频识别技术。每个城市的市场发育程度、流通方式、管理和技术基础、运行成本接受程度都有不同，各试点城市可根据自身实际，选择不同的技术模式，尽快把追溯体系建立和运行起来。
　　统一性是指采集信息的内容要统一，以满足互联互通要求。具体来说，要做到信息采集指标、编码规则、传输格式、接口规范、追溯规程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五统一”。肉菜是典型的全国大市场、大流通，建设追溯体系必须要着眼于实现全国流通信息的互联互通，方案设计既要考虑近期的现实需要，更要考虑未来全国联网的要求。如果各城市之间、各地区之间形成信息孤岛，将来全国联网就会难以实现；如果届时重新改造或另起炉灶，就会造成巨大浪费。我们已经起草了《全国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规范》，希望大家认真研究，提出宝贵意见。我们还将制定专门的技术标准、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为“五统一”提供支撑。
　　（二）完善法规标准，严格市场准入。
　　追溯体系是制度设计与技术应用的统一体，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标准支撑。立法的关键和难点是解决建立追溯体系的直接法律依据问题，在法律尚未对追溯体系信息化做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要坚持多层次立法。商务部将在推进和总结试点工作的基础上，研究制定部门规章，或者修订《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管理办法》，细化《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上海、青岛等地的经验表明，结合城市流通管理实际出台地方性法规，是周期短、见效快的好办法。上海市规定生猪及生猪产品产销对接制度，青岛市规定实行“备案登记、查验换证、协议约束、品牌经营、联合监管、全程追溯”为主线的肉品流通监管新模式，为顺利推进猪肉流通追溯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值得其他城市学习借鉴。
　　标准化是农产品现代流通的重要基础和抓手，也是追溯体系建设和运行的基本前提。没有标准，追溯很难实现。我们正抓紧编制流通标准“十二五”规划，力争3-5年内全面完成主要农产品流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一是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合理确定农产品标准框架体系，加快农产品购销要求、等级、包装、标识、储存、保鲜、追溯等标准的制修订工作。这项工作得到国家标准委的大力支持，2010年底前将有一批标准出台。二是鼓励流通企业符合良好生产规范（GMP）要求，实施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HACCP），申请相关质量安全认证，提高食品安全管理水平。三是完善法规政策，加强宣传引导，加大标准实施力度，督促市场主办者、经营者严格按照标准执行进货查验，强化市场准入管理，逐步做到无法追溯来源的产品不允许上市，上市的都可以追溯。
　　（三）抓住关键环节，夯实流通基础。
　　追溯体系的建设与流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流通基础设施越完善、现代化程度越高，这项工作就越容易开展。近年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先后开展了“双百市场工程”、“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农超对接”、“放心肉服务体系建设”等工作，再加上各城市高度重视，积极推进，城市肉菜流通体系更加完善，为试点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但把追溯体系建设好，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尤其要抓好两个关键环节。
　　从蔬菜来看，要着力抓好批发市场电子化统一结算。目前，80%以上的蔬菜通过批发市场进入城市。管住批发市场，就管住了城市蔬菜流通的主渠道。一方面，应统一政策要求，将全部大型批发市场尤其是一级批发市场全部纳入试点，否则，市场开办者和经营者就会有顾虑，担心因不公平竞争而遭受损失；另一方面，应在批发市场全部推行电子化统一结算，利用技术手段改造交易模式，从流程上强化对经营主体的管理，确保监管信息采集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从而满足追溯的需要。据我们了解，一些批发市场和经营户担心电子化结算后税费增加、商业秘密得不到有效保护。这些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解决。
　　从肉类来说，要进一步提高屠宰行业集中度。建好肉类追溯体系，关键在于管住屠宰环节。目前，一些城市定点屠宰企业数量多，条件参差不齐，低水平恶性竞争严重。这个问题不解决，追溯体系很难建立起来，即使建起来也很难真正发挥作用。希望各地结合追溯体系建设需要，按照规划压缩定点屠宰企业数量，把产能进一步向规模化、机械化、规范化的屠宰企业集中。昆明市利用调整城市布局的机会，将当地12家定点屠宰企业缩减为4家，优化了行业布局，淘汰了落后产能，提高了肉品质量安全保障水平，值得学习借鉴。
　　（四）城市试点先行，逐步全面铺开。
　　总体工作部署上，我们将坚持试点先行、重点突破。选择城市试点主要是考虑：一是城市是肉菜主要销区市场。按年人均消费猪肉40公斤、蔬菜120公斤计算，一个百万人口城市年均肉菜消费量分别达到4000万公斤和1.2亿公斤。全国百万人口以上城市120多个，消费人口聚集，一旦发生问题，危害面和社会影响面都相当广。二是城市批发市场、标准化菜市场、超市等流通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建设追溯体系有良好的基础。三是城市具有“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的体制优势。具体工作安排上，2010年，我们选择上海、大连、青岛等10个有一定基础的城市，从肉菜“一荤一素”入手先行试点。下一步，我们将视情况把其他具备条件的大中城市纳入试点，并逐步扩大到水果、水产品、豆制品等其他农产品。今年未纳入试点的城市，要做一些准备工作或自行开展试点；没有试点城市的省（区、市）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条件，选择一些城市进行试点；已有试点任务的省（区、市）也可以适当扩大范围。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除了在10个城市开展试点外，目前我们还在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开展海南农产品现代流通综合试点，追溯体系建设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海南农产品辐射全国，追溯体系建设更为复杂，但是要参照试点工作指导意见，研究符合海南特点的追溯体系，尤其要考虑将来与全国的对接问题。

　　三、关于试点工作的几点要求
　　建设肉菜流通追溯体系，是一件打基础、利长远的大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需要不断开拓进取的全新任务。大家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明确任务、突出重点，按照《商务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试点指导意见的通知》（商秩字[2010]279号）精神和今天签署的协议，把试点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为下一步向全国推广进而实现追溯体系的网络化和全覆盖打下基础，积累经验。
　　（一）要作为“一把手”工程全力推进。
　　强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是国务院的明确要求。与过去相比，现在市长们不仅要让市民的“菜篮子”里面有肉有菜，还要让肉菜质量好、安全有保障。肉菜流通追溯体系建成了，市长们管好“菜篮子”会如虎添翼。因此，希望各试点城市把追溯体系建设纳入“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总体框架，作为“一把手”工程统筹推动。希望“一把手”亲自挂帅，分管市长直接负责，建立以商务主管部门为枢纽，农业、工商、质监、食品药品监管等相关部门参加的协调机制，形成肉菜流通管理和质量安全监管齐抓共管的局面。
　　尽管试点的主体是城市，但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的工作丝毫不能放松。要加大协调力度，为试点城市在资金、人才、制度设计等方面创造条件、提供支持。这项工作要尽可能地争取主动，希望各位厅局长及时向上级领导汇报。
　　（二）要进一步完善落实试点工作方案。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国家出台的任何一项政策措施，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各试点城市要在把握政策实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认真领会本次会议精神，学习借鉴上海等地的经验做法，进一步完善试点工作方案。要落实责任分工，明确目标进度，细化配套措施，狠抓工作落实，加强监督检查，确保每一项任务落实到位。大家务必要开动脑筋、大胆实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及时发现和解决出现的问题，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标准体系，为追溯体系建设及运行提供有力保障。
　　（三）要大力推动现代流通体系建设。
　　追溯体系与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相辅相成。各地要按照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扩大内需、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的要求，抓紧制定商务发展“十二五”规划，并抓住国家推广应用物联网等技术的大好机遇，不断完善流通基础设施，着力推进连锁经营、物流配送和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方式，大力提高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包装化经营程度，提高流通现代化水平。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要统筹兼顾，把指导推动追溯体系建设与“双百市场工程”、“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农超对接”、“放心肉服务体系建设”结合起来，为试点城市提供支持。试点城市要把发展现代流通纳入本市重点民生工程，切实加以推动。
　　（四）要加强经费保障，严格资金使用管理。
　　近两年，国家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央财政并不宽裕。在这种情况下，2010年中央财政专门安排4亿元资金用于追溯体系建设试点，是很不容易的，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也充分表明财政部对这项工作的大力支持。但追溯体系的建设和运行需要大量投入，仅靠中央财政资金是不够的，希望各试点城市安排必要的配套资金，确保追溯体系能够建起来、用得上、可持续。
　　需要强调的是，财政资金都是纳税人的钱，我们决不能浪费挪用，更不能贪污腐败。试点城市商务主管部门要密切配合财政部门，制定完善的资金管理办法，切实用好管好资金，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使用效益，从制度上防范奢侈浪费、贪污腐败等行为。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财政部门要加强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和检查。
　　（五）要坚持政府推动，市场化运作。
　　肉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的过程，也是转变政府职能、调动市场开办者和经营户发挥主体作用、吸引消费者共同参与的过程，要坚持政府推动、市场化运作。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不能由政府部门大包大揽。发挥新闻媒体的力量，树立积极参与追溯体系建设、肉菜质量安全有保障的优秀企业典型，引导消费者主动选购可追溯肉菜。还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社会监督作用，促进追溯体系不断完善。

　　同志们，建设全国肉菜流通追溯体系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人民期盼、任重道远。我们要以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同心同德，真抓实干，大胆探索，开拓创新，把这项工作认真抓好，为改善民生和促进流通现代化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浅 谈 无 效 婚 姻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迟晓然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而婚姻是构成家庭的基本要素。我国调整婚姻关系的《婚姻法》规定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并对法定婚龄及禁止结婚的条件作了具体的规定。为了维护《婚姻法》的严肃性、权威性，坚持结婚的条件与程序，保障婚姻的合法成立，预防和减少婚姻纠纷，《婚姻法》对违反这些规定的结婚在第十条作了具体规定，即无效婚姻的规定。严格地说，无效婚姻并不是婚姻的类型，它只是借婚姻之名而违法结合的一种特定概念，即欠缺婚姻成立的法定条件而不发生法律效力的违法婚姻。这些法定条件大体分为不符合结婚的形式条件；当事人意思表示瑕疵重婚的；近亲结婚；未达适婚年龄；患有不宜结婚的疾病等情况。我国《婚姻法》将这几种情况概括为绝对无效婚姻与相对无效婚姻。笔者在这里仅对无效婚姻进行详细的论述。
一、无效婚姻的类型
1、重婚的这一类型的无效婚姻是因违背一夫一妻制的基本原则而无效的。我国婚姻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禁止结婚。对违反这一禁止性规定的既构成无效婚姻的第一种类型。重婚是指有配偶者再行结婚的违法行为，也就是已有婚姻关系存在的人，又与他人缔结了第二个婚姻关系，即存在“前婚”与“后婚”。重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法律上的重婚，指“前婚”尚未解除，又与他人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的重婚。另一种是事实上的重婚，指“前婚”尚未解除，又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事实上已构成了重婚。无论是法律上的重婚还是事实上的重婚，都是对我国婚姻法一夫一妻的基本原则的违背，都是无效的婚姻。同时这种重婚如触犯了刑法还应按重婚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说重婚的无效婚姻中最严重的一种。
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
婚姻法第七条将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作为结婚的禁止性条件作了规定，违反这一规定而缔结的婚姻称为近亲婚。系婚姻法第十条所规定的无效婚姻的一种情形。婚姻法对一定范围内的血亲结婚作了禁止性规定的原因在于自然规律与婚姻道德规律的要求，同时也是古今中外的通例。根据优生学与遗传学的原理子代来源于亲体，人体细胞染色体一半来自于母亲，一半来自于父亲。父母子女间有1/2的相同基因，祖孙或同胞兄弟姐妹间有1/4的相同基因，伯叔姑与侄子女间、舅姨与甥子女间有1/8相同基因，而相同基因越多的人通婚，子代的隐性遗传病比率越高，相同基因数与隐性遗传病发病率成正比。因此，血缘关系过近的亲属通婚容易将精神上和生理上的缺陷及遗传性疾病传给后代，危害下一代的健康，进而影响整个民族的身体素质的提高和人类的发展。据统计，人类大约有4000多种疾病属于遗传性，仅隐性遗传一类就有1000多种，如白化病、先天性痴呆、癫痫等。而隐性遗传病中近亲结婚的发病率比非近亲结婚的发病率高150倍，出生婴儿的死亡率高3倍多，而我国的遗传性疾病的人数又较高，其中仅痴呆病人就有500万左右，如有的偏远地区的亲家村，白痴病人占全村人口的8%。形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大原因在于“姑表结婚，亲上加亲”的旧婚姻习俗观念造成的。因此，禁止近亲结婚是自然规律的要求，同时血缘过近的亲属通婚也不符合我国民间的婚姻习俗及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传统道德观念，与我国五千年文明史相悖。
3、患有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
《婚姻法》在第七条将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作为结婚的禁止性条件，同时在第十条将违反这一禁止性规定而缔结的婚姻定为无效婚姻。《婚姻法》将这种“疾病婚”定为无效婚姻的原因在于男女结婚后组成家庭，彼此是共同生活的伴侣，并共同承担生育子女的义务，而患有特定疾病的人结婚，容易将所患的疾病传染或遗传给下一代或互相传染，严重危及下一代的健康及整个民族的素质。同时涉及到哪些疾病能否结婚，要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要依据医学的鉴定。故对疾病《婚姻法》未作列举，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立法和司法机关也未作解释，法律实际上将这一问题交给了医学研究机构去加以认定。
4、未到法定婚龄的
《婚姻法》第六条对法定婚龄予以了规定，对违背这一规定而缔结的婚姻列为无效婚姻的第四种类型。法定最低结婚年龄的确定是基于婚姻的生物性和社会性双重因素，至于婚姻的生物性是指婚姻要受人的身心发育程度的限制，即一个人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成熟状况。健康的男女达到一定的年龄就需结婚，这是生理上的要求。一般说女孩12到14周岁、男孩14到16周岁开始进入青春发育期，女子在19周岁左右、男子在21周岁左右身体发育基本成熟。确定法定婚龄要以男女这种生理特点来作依据，同时考虑到婚姻受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制约的社会属性。婚姻的存在与发展不仅要与社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还要受到社会上层建筑的制约和影响，即政治、法律、道德、宗教、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等不同程度的制约和影响。我国将法定婚龄确定在男二十二周岁，女二十周岁是以上述两点原因为依据的。同时，我国婚姻法在法定婚龄这一条还以法律的形式对晚婚晚育应予鼓励作了规定。这一规定与最低结婚年龄规定的精神实际上是一致的，其根本目的都在于降低我国的出生率，控制人口的增长。因为晚婚晚育与降低人口出生率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按推算妇女20周岁结婚，21周岁生育，一百年内能见五代人；如推迟到25周岁结婚，26周岁生育，一百年内只见四代人，这样如晚婚晚育则可少生一代人，降低了人口出生率。所以从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角度来看，鼓励晚婚晚育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晚婚晚育也不是越晚越好，从有利于生育的角度来讲，女性结婚不宜过晚，从经济负担、母子健康、子女抚育等方面考虑，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是二十五周岁到三十周岁之间，同时结婚与生育并不是两回事，结婚亦可采取节育措施来实行晚育。
二、无效婚姻界定中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重婚的界定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其中尤为突出的重婚纳妾、包二奶、姘居、婚外恋等这些现象直接挑战我国的一夫一妻制度，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败坏了社会风气，导致家庭破裂，甚至发生情杀、仇杀、自杀，严重影响社会安定。然而对于这些现象法律上能否用重婚来界定，实践中有不同的看法。很多人基于刑法对重婚罪的规定过于严格，使许多事实上重婚的行为远离法律的制裁而建议刑法对重婚罪作出司法解释，放宽重婚标准或通过婚姻法对重婚加以明确界定，从而加大对“包二奶”、“养情妇”这些现象的打击力度。原因在于这些现象已日益成为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法律上在此现象的处理上一直是一个盲区，故建议明确重婚的含义：首先对有配偶者而与他人虽未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但达一定时限的“包二奶”、“养情妇”者也以重婚论处；第二是加大对重婚者的惩罚力度，为严厉打击 有配偶者而与第三者再婚或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重婚者，对其除给予刑事处罚外还要处罚金，同时对虽未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的“包二奶”、“养情妇”现象上升到法律上予以处罚，从而对这种严重违反一夫一妻制度、破坏家庭和睦、败坏社会风气的丑陋现象以法律武器来加以遏制；第三，要加大对第三者的打击力度，在行政上予以处分，在经济上予以惩罚；第四是加强对重婚案件的公诉力度，重婚罪虽是以自诉为主的案件，但多数女方基于各种原因自诉能力较弱，需执法机关帮助，因此公安机关与检查机关应积极进行侦查，提起公诉。
笔者则认为，“包二奶”、“养情妇”现象在社会上虽大量存在，并应受到严厉的谴责，但重婚的概念还不宜再扩大，原因在于：首先，“包二奶”等现象不仅涉及社会问题，更多的是涉及婚姻、家庭问题，而婚姻是以感情为缔结的基础，感情问题属于心理范畴，具有捉摸不定、难以把握的特点，法院很难来识别判断，何况婚姻关系属私法范畴，公权利介入太多并不合适；其次，婚姻法存在性质上属于民法范畴，本质上属于私法，在婚姻法中只应规定与婚姻有关的民事法律后果问题，而重婚罪属刑事罪名的一种，婚姻法对此予以规定显然不合适；第三，称呼“包二奶”、“养情妇”的原因在于这些行为都未经合法登记，男女双方大多未以夫妻名义而同居，采用的大多是半遮半掩的形式，对此行为按重婚罪处理，无论在现实上还是在法律上都存在问题，从法律的角度讲合法性是婚姻的本质属性，任何一种婚姻都必须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结婚必须经过登记方成为婚姻，而有配偶的人又与他人同居的“包二奶”、“养情妇”行为本身系违法的，不应属婚姻。如按重婚非对待，在法律上缺乏依据，在事实上将“包二奶”、“养情妇”现象按重婚非处理又很难操作，如同居时间多长才算重婚，如何计算，况且大多“包二奶”、“养情妇”的都是以不公开的方式进行，如何才能确定其同居又是实践中的一大困难。基于上述原因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扩大重婚的范围，将这些复杂的问题简单的定为重婚罪，从而避免引起社会的不安定。对于“包二奶”、“养情妇”等现象要看作社会问题，通过党纪政纪的处罚以及道德教育、社会综合治理来实现。对于“包二奶”、“养情妇”者的妻子的损害问题，在离婚时亦可通过过错赔偿来实现。
（二）对于拟制血亲是否禁止结婚的问题
拟制血亲指本无直接血缘关系，法律上确认其享有与自然血亲同等地位的亲属。法律亦明确规定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关系应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间的有关规定，故养父与养女、养母与养子之间的通婚不大适宜，且我国民间在结婚问题上历来讲究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反对不民辈份的亲属通婚，并且如不同辈份的拟制血亲通婚，也可能会侵害养子女或继子女的利益。另外，婚姻法对拟制旁系血亲，如养兄弟姐妹之间，直系姻亲如公公与儿媳、岳母与女婿、没有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结婚问题也未作出明确规定。但笔者认为此类婚姻从本条立法的初衷来看，拟制旁系血亲因不存在实际的血缘关系不应在禁止之列。直系姻亲之间虽无血缘关系存在，但从尊卑有别、长幼有序以及家庭和睦的角度讲，他们之间应以不结婚为宜。
（三）关于疾病婚的具体规定
《婚姻法》对疾病婚只作了概括性的规定而未作出一一列举。在司法实践中以下几种疾病应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1、患性病未治愈的。性病是由病原微生物引起的，以性的接触作为主要传播途径的传染性疾病。而婚姻的基础是两性的结合，患有性病的人结婚，通过性行为配偶很难幸免。同时妊娠妇女患有性病的，其子女一定会被传染，故为了患者自己的康复以及他人的健康幸福，为了全民族身体素质的提高，患性病未治愈的绝对应禁止结婚。
2、重症精神病患者。重症精神病主要指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型精神病以及其他重型精神病。这种病人禁止结婚的原因首先在于精神病人为限制行为能力或无行为能力人，不能做出自觉自愿的意思表示，不能理解婚姻的意义，不可能承担婚后夫妻间的义务及对子女的责任，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该病是严重的遗传性疾病。据医学统计，精神分裂对下一代的遗传率是父母一方有精神分裂症的遗传率为50%，父母双方有精神分裂症的遗传率是60%，躁狂抑郁症的遗传率为22%，因此说精神病患者结婚后，不仅有碍患者本人的身体健康，影响夫妻和睦，而且对后代的健康以及人口的优生有很大危害，并且此病即使治愈，因其遗传性较高，也应劝其不结婚或不生育。
3、重症智力低下者，即痴呆症患者。较严重的症呆病患者甚至不能识别自己的亲人，更不能担当家庭的负担，及履行夫妻的义务，并且这种病的遗传性很强，容易危及后代，应禁止结婚。
三、对无效婚姻的财产处理原则
《婚姻法》规定无效婚姻在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从本条看《婚姻法》在处理上适用以下原则：
1、协议原则。协议是处理财产的先行程序，只有在当事人对其财产达不成协议时，才由人民法院判决。判决应遵循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并且处理的财产只能是双方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同居前的财产、同居中的（同居中的个人财产）根据法律规定应当属于各自的收入，不能作为处理的标的。
2、保护无过错方的原则。对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这里所称的合法婚姻当事人即合法婚姻中的无过错方，在处理重婚财产时，不能处理属于合法婚姻中无过错方的财产。然而在实践中，这些财产往往无法分清，处理时应本着保护无过错方的原则处理。另外，有些重婚的一方当事人系受骗的，无过错，在宣布该重婚无效时，在财产上也应予以适当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