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是不可以被骗的”终被否定----从“许霆案”到新解释/王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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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安徽省文化市场管理条例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安徽省文化市场管理条例》已经1997年12月19日安徽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文化市场管理，规范文化经营行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文化市场包括下列文化经营活动：
（一）图书、报刊、电子出版物的批发、零售、出租；
（二）音像制品的批发、零售、出租及放映；
（三）电影片的发行、放映；
（四）美术品的收售、复制、拍卖、装裱；
（五）营业性娱乐；
（六）营业性演出；
（七）营业性艺术摄影、摄像；
（八）营业性文化展览、文艺比赛、文艺培训；
（九）文化经纪活动；
（十）国家允许的文物经营活动；
（十一）依法应管理的其他文化经营活动。
第三条 从事文化经营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领导，协调有关部门，加强综合管理，保障和促进文化市场的繁荣和发展。
第五条 县以上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是同级人民政府的文化市场主管部门，依法对文化市场实行分级管理。
对本条例第二条所列文化经营活动实施管理的主管部门，法律、法规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县以上人民政府公安、工商行政管理、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物价、税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配合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做好文化市场的有关管理工作。
第六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文化经营活动和管理工作必须遵守本条例。
依法从事文化市场管理或经营活动，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七条 对在文化市场管理工作和经营活动中作出显著成绩以及检举、制止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和个人，县以上人民政府或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经 营
第八条 从事文化经营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和必要的资金、设备、场所；
（二）从业人员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三）经营场所的安全设施、卫生条件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四）法律、法规规定应具备的其他条件。
第九条 从事文化经营，必须持所在单位或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的证明，向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取得国家统一印制的文化经营许可证；从事图书、报刊、电子出版物批发、零售、出租，按《安徽省图书报刊出版管理条例》的规定领取许可证。凭上述许可
证再办理其他有关手续。
文化经营许可证不得伪造、涂改、租借、转让。
第十条 文化经营单位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改变名称或经济性质，变更经营场所、经营范围，必须按本条例规定的审批程序办理变更手续。
文化经营单位终止营业，应当向原发证机关办理注销手续。
第十一条 文化经营单位对经营和服务的项目必须明码标价，按规定收费。不得超出标明的价格和服务范围收费，不得牟取暴利。
第十二条 禁止从事含有下列内容的文化经营活动：
（一）危害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
（二）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社会稳定的；
（三）煽动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
（四）泄露国家秘密的；
（五）宣扬淫秽、色情、迷信或者渲染暴力的；
（六）诽谤、侮辱他人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
第十三条 供研究和教学参考使用的资料性电影片和音像制品，不得进行经营性复制、批发、零售、出租和放映。
未取得营业性播映权的音像制品和供家庭专用的音像制品，不得用于营业性放映。
第十四条 收售、拍卖美术品，应当标明作者姓名、国籍、年代。收售、拍卖法律、法规允许仿制、复制的美术品，应当标明“仿制”或“复制”。禁止收售、拍卖非法仿制、复制或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品。
第十五条 营业性娱乐场所的设施、设备，以及歌舞娱乐场所和设有文化娱乐设施的餐饮服务业的包厢、包房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
禁止利用营业性娱乐活动及场所从事赌博、吸毒、卖淫、嫖娼、色情服务等违法活动。
第十六条 禁止有奖类电子游戏机经营活动；禁止利用计算机和国家取缔的各种机型的电子游戏机，从事电子游戏娱乐经营活动。
电子游戏经营场所不得接纳未成年人。
第十七条 占用公园、广场、街道或者其他非文化经营场所举办演出、文艺比赛、文化展览等活动的，应当报当地县以上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第十八条 省外的单位和个人来本省或本省的单位和个人出省从事营业性文艺比赛、文化展览、文艺培训、文化经纪等活动，须报经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从事美术品经营和营业性演出活动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涉外文化经营活动，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不得接纳或举办未经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文化经营活动。
第二十条 营业性歌舞厅、夜总会等不适宜未成年人的文化经营场所，必须设置禁止未成年人入内的显著标志，不得对未成年人开放。 放映有不适宜未成年人标记的电影、音像制品，放映单位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观看。
第二十一条 从事营业性文艺培训，必须具备相应的教学条件，有培训目标和方案，由取得教师资格或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任教，保证培训质量。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提供、刊登、播放、散发、张贴虚假的文化经营活动广告和宣传品。
第二十三条 文化经营单位除依法缴纳税、费（含文化市场管理费）外，有权拒绝缴纳任何单位非法向其收取的其他费用。
文化市场管理费收取的范围、标准和管理办法，由省财政、物价部门会同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第三章 管 理
第二十四条 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下列审批、管理工作：
（一）国务院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授权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审批、管理的文化经营项目；
（二）省直属部门（含全省性群众团体、部队系统）所属企业事业单位申请开办的文化经营项目；
（三）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申请开办的文化经营项目。
行署、设区的市及县（市、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审批、管理本级直属单位（含群众团体、部队系统）和由本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申请开办的文化经营项目，以及上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授权的文化经营项目。
法律、法规对文化经营项目的审批、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省、行署、设区的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宏观管理，将其审批、管理范围内的部分文化经营项目授权下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审批、管理。
第二十五条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在接到申请开办文化经营项目的报告之日起30日内，应作出答复；不予批准的，必须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
第二十六条 对文化经营实行稽查制度。县以上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设立的文化市场稽查机构，依法对文化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文化市场稽查人员对文化市场监督检查时，须两人以上并出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市场稽查证》。
第二十七条 对文化经营中的违法行为实行举报制度。县以上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设立举报电话，并向社会公布。有关主管部门接到举报，必须及时派人调查、处理，并为举报者保密。
第二十八条 文化市场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从事、参与或者变相从事、参与文化经营活动；
（二）违反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乱收费、乱罚款；
（三）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贪污受贿；
（四）故意刁难、报复经营者；
（五）挪用、私分收缴物品和罚款；
（六）利用罚没处罚权为本单位谋取利益；
（七）其他违法行为。
第二十九条 文化经营许可证实行年度审核制度。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被吊销文化经营许可证的经营者，自被吊销文化经营许可证之日起一年内，有关管理部门不得批准其从事文化经营。
第三十条 鼓励文化活动经营者繁荣农村文化市场。对于在乡、镇、村开办的文化经营项目，应减收文化市场管理费。具体减收标准由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无文化经营许可证或伪造文化经营许可证从事文化经营的，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可并处罚款：
（一）违反规定收售、拍卖美术品的；
（二）违反规定接纳未成年人的；
（三）违反规定从事电子游戏经营活动的；
（四）接纳或举办未经批准的营业性演出、文艺比赛、文艺培训、文化展览和文化经纪活动的；
（五）文化经营场所的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的；
（六）提供色情服务的；
（七）营业性文艺培训质量低劣，欺诈培训对象的；
（八）涂改、租借、转让文化经营许可证的；
（九）违法从事批发、零售、出租和放映音像制品的；
（十）文化经营活动含有本条例第十二条禁止的内容的。
有前款第（一）项行为的，罚款数额为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有前款第（二）、（三）、（五）、（六）、（七）、（八）项所列行为之一的，罚款数额为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有前款第（四）项行为之一的，罚款数额为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有前款第（
一）、（二）、（三）、（五）、（六）、（八）、（十）项所列行为之一的，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暂扣或吊销文化经营许可证；有前款第（九）项行为的，按国务院《音像制品管理条例》予以处罚。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法律、法规已作出处罚规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对文化经营者予以行政处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应将处罚决定告知文化市场管理的相关部门。
第三十五条 文化市场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所在单位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文化经营申请者，拒绝颁发证、照或者不予答复的；
（二）对举报的文化经营违法行为未及时调查、处理或不查处的；
（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
（四）违反规定批准文化经营项目的。
第三十六条 文化市场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侵犯文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三十七条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作出责令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较大数额的罚款等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应当组织听证。
第三十八条 当事人对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适用中的具体问题由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1989年1月28日安徽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批准的《合肥市文化市场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1997年12月19日
　　劳动合同单方解除制度作为劳动合同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其对劳动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影响甚大。劳动者非过错性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预告权是法律为了保护劳动者利益而赋予的一项权利，《劳动合同法》对于劳动者行使单方解除权的规定还存在局限性，在对我国劳动法中关于劳动合同单方解除的规定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劳动关系现状，笔者认为我国劳动者单方解除制度仍有较大完善空间。

　　一、劳动者的非过错性解除制度概述

　　（一）劳动合同单方解除的含义

　　劳动合同解除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当事人经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即“协议解除”；二是在法定的情形下，劳动合同一方当事人决定解除劳动合同，即“单方解除”。单方解除是劳动合同最为重要的解除方式，对劳动关系双方，尤其是对劳动关系中的弱者——劳动者影响甚大。在民事合同立法中，为了保护非违约方的利益，也为了鼓励交易和有效利用资源，法律对合同解除都做出了严格限制。一般规定只有在一方严重违约或根本违约的情况下，才能导致合同的解除。合同解除关涉到合同制度的严肃性，各国对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的立法可说是慎之又慎。

　　（二）劳动合同单方解除的分类

　　1、按照行使单方解除权的主体分类。按照行使单方解除权的主体不同，可以分为劳动者单方解除和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者的单方解除一般称为辞职，用人单位单方解除一般称为解雇。

　　2、按照解除权行使方式的不同分类。按照行使单方解除权的方式，可分为单方预告解除和单方即时解除，前者指经过预先通知对方当事人后才可以单方解除合同，单方预告解除是指经过预先通知对方后才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3、按解除原因中有无过错分类。按照导致合同解除的原因中是否包含有对方当事人的过错，可以分为有过错解除和无过错解除。无过错解除，即在对方当事人无过错行为或过错行为轻微的情况下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为了减少或避免合同解除可能给对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立法要求劳动者或用人单位在解除合同前向对方预告，而且还要求用人单位对被解雇或辞职的劳动者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有过错解除，即由于一方当事人的过错行为导致对方当事人行使解除权而解除劳动合同。包括劳动者因用人单位的过错而辞职和用人单位因劳动者的过错而解雇。

　　（三）劳动者的非过错性解除制度

　　劳动者的非过错性解除，法律一般都规定以预告解除的方式进行，因此又被称为劳动者的预告解除又因其是由劳动者主动提出，所以还可被称作劳动者的主动辞职。劳动者的预告解除权，亦即预告辞职权，是劳动者劳动权的重要内容之一。

　　劳动法的立法本意是希望通过对劳动者的权益保护而建立一种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但是除劳动权以外，劳动者享有的以劳动权为平台延伸出的其它权益，是劳动法无法全部包括与简单列举的。所以立法上希望通过赋予劳动者预告辞职权，使用人单位更加认真地考虑劳动者权益，主动思考用人单位的发展目标与劳动者个人价值实现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人身价值的实现与用人单位的发展目标有机地融合起来，形成一种和谐、稳定与双赢的劳动关系。

　　二、我国关于劳动者预告辞职制度的立法及争议

　　（一）《劳动合同法》之前我国关于劳动者预告辞职的立法规定及争议

　　我国《劳动法》第31条规定“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前劳动部于1994年9月发布的《劳动部关于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与1995年8月公布的《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对劳动者的预告辞职权做出了更进一步的解释，《说明》第31条规定：“本条规定了劳动者的辞职权，除此规定的程序外，对劳动者行使辞职权不附加任何条件，但违反劳动合同约定者要依法承担责任”。《意见》第32条规定“按《劳动法》第31条的规定，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超过30日，劳动者可以向用人单位提出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用人单位应予以办理。”所以，《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前的法律法规赋予了劳动者无条件的预告辞职权。从立法目的与精神来看，授予劳动者预告辞职权的意图是清晰的。

　　《劳动法》规定的劳动合同从时间上划分可分为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的劳动合同。依合同原理，有固定期限的合同，非经当事人协商或法定解除事由的出现，当事人单方解除合同的，系属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劳动法》不附加任何条件地赋予劳动者单方合同解除权，无疑是认同了劳动者在劳动合同的有效存续期间内任意单方解除合同行为的合法性只需提前30日书面通知用人单位即可。于是导致《劳动法》与《合同法》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基于合同的约定，在合同有效存续期间内，一方主体单方擅自解除合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另一方面，劳动者依据《劳动法》第条的规定，有权提前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不得提前解约是劳动者应负担的义务根据《劳动法》，提前解约是劳动者享有的权利辞职权。如果认为提前解约是劳动者享有的权利，无疑违反了“合同必须信守”的原则，相反，如果认为不得提前解约是劳动者的义务，则该义务又与劳动法的规定及其立法宗旨相违背。

　　笔者认为，劳动者预告辞职权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关于“合同必须信守”的法律原则，不能作机械的理解，劳动合同与普通民事合同存在明显区别。就民事合同而言，民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无论是在合同订立前还是订立后都是平等的。一旦一方当事人违约，使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解除合同往往是违约救济的一种措施。而在全世界都公认的”强资本、弱劳工”的现实情况下，劳动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无论是在合同订立前还是订立后都是不平等的。因此，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常凯教授所认为的劳动力市场不同于其它要素市场，它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经济关系，还是社会关系，单纯依靠经济自我的平衡是不行的，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不规范的情况下，如果放任不管就等于站在强者的立场，让弱者越弱。所以允许劳动者享有辞职权是由劳动关系的特殊性决定的。

　　其次，认为赋予劳动者不附加限制条件的辞职权，会引起劳动者随心所欲地解除劳动合同，严重损害用人单位的利益，并以此为由否认劳动者的辞职权，显然是因噎废食。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象严重，就业机会十分有限。再加上我国目前尚没有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失业对于劳动者来说甚至意味着失去了生存的机会。在这种形势下，劳动者对于劳动机会必然是十分珍惜。如果不是有紧迫的需要，劳动者基本不会主动地解除劳动合同，更谈不上随心所欲地解除劳动合同了。关于劳动者预告辞职，对用人单位产生的影响也不应过分夸大。因为劳动者提前预告辞职劳动合同后，用人单位己经在时间上有了避免损失的回旋余地，加之目前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一般情况下用人单位寻求同等的劳动力并非难事。即使有些职位与技术含量高的劳动者，通过劳动力市场不能很快找到，也可以通过用人单位内部提升的方式找到适当人员。

　　最后，我国劳动法所体现的对劳动者倾斜保护的立法格局与世界劳动立法潮流是相符的。从各国劳动合同解除的立法及案例来看，大部分国家规定了雇佣保护原则，在劳动合同解除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并不平等。德国有社会因素的考虑，英国有不公平解雇规定，法国要求严肃的实际性理由，就连崇尚雇佣自由的美国也有反歧视等公共政策限制，这些规定在立法技术上也往往以分列式为模式，分别规定雇主和雇员的权利与利益，以体现对雇员的倾斜保护。我国《劳动法》第31条的规定也正是体现了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这种所谓的不平等授权正是为了促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实质平等，符合世界立法惯例。

　　(二)《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动者预告辞职的立法规定

　　从法律条文上来看，《劳动法》第31条与第17条在表述上其实是存在矛盾的，一面赋予劳动者预告辞职权，一面又要求劳动合同双方必须履行劳动合同规定的义务。而后来颁布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仍然存在着与《劳动法》中相似的矛盾表述，但综合其所有相关规定，仍能看出其基本立场。

　　首先，持“合同必须信守”观点者认为《劳动法》第31条与第17条存在着冲突，并希望以立法的方式废除《劳动法》第31条法定解除条款的效力，而扩大第17条的约定终止的效力范围。然而，《劳动合同法》第37条和第29条不仅依然保留了与《劳动法》类似的规定，而且还通过废除约定终止条件，增加法定终止、法定解除的方式缩小了劳动合同在消灭劳动关系上的约定范围，显然与“合同信守论”相反。

　　其次，《劳动合同法》在第26条中将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合同内容视为无效，否定了用人单位利用其强势地位，在劳动合同中以约定的方式要求劳动者放弃劳动合同预告辞职权的做法，亦即否定了部分学者所持的“弃权有效论”，反对“如无正当理由劳动者不得解除合同”的条款。”

　　最后，正如许多劳动法学者所期望的，《劳动合同法》第22条对劳动者的预告辞职权做出了一定限制，即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补偿性的违约金，以此满足用人单位留住优秀员工的愿望。

　　诚然，赋予劳动者较大的辞职权是符合劳动立法的宗旨和价值取向的。然而，我国立法中的这种将劳动者预告辞职权引入全部类型的劳动合同的规定，给理论和实践都带来了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来，它是理应受到质疑的。